我和中国“证券教父”管金生及万国证券不得不说的故事 ——以及中国证券业早期那些人和事

写在前面：“悲剧证券教父”管金生是那个时代的符号

我曾是管金生最好的朋友（不知道是否要加上“之一”）。与管金生相识相知的时候，他所领导的上海万国正处于高速发展的上升时期，是当时中国证券界响当当的的老大，无人与其相争。那个时期，也是管金生人生和事业最辉煌的时期，他被誉为“中国证券教父”，直到1995年2月“327国债期货事件”爆发。

管金生从巅峰跌落下来的那段时期，我一直跟他保持密切联系，知晓其间的几乎所有内幕。我亲历、目睹了那段时间围绕着管金生的种种变化，包括“327国债期货事件”对他、对万国、乃至于对中国证券界、对中国资本市场的影响，以及随之发生的一些重大变故，包括管金生本人的种种变化，他对“327国债期货事件”的看法与态度，他对自己的定位，对万国的定位，他当时的心态、他的情绪，以及周边最亲近的一些人对他的影响。只是没想到，他最终受到身边人影响，走错了一步棋，导致了他的人生的悲剧。

管金生是个悲剧性人物，是那个时代注定的。我与管金生交往的那段时间里，牵涉到很多证券界的人和事，比如尉文渊、王佩君、庄淑婉、谢荣兴、张国庆、陈浩武、李永宽、毛振华、高龄兄弟、龚华、卫哲（一度是管金生秘书），还有后来的陈敏、高国富，等等，都是那个时代的证券大咖（那个时候还没有这个名词），确切说是那个时代的符号。他们中的不少人都成为悲剧性人物，这也是历史的悲剧。

我与管金生不仅是朋友，也是很好的合作伙伴。可以说，我的事业与管金生息息相关。管金生的结局极大影响着我，在相当长时期给我造成重大困境，这其中包括跟万国之间发生许多扯不清的纠葛，一些扯不断的恩怨。这也最终促使让我主动从事业的高峰撤退下来，直至隐退“江湖”。

这里先从我和管金生相识相知的故事开始说起。

（很可惜，没留下那个年代的照片。当时拍了很多，但都不知道弄到什么地方去了）

（一）初识管金生，谈合作皆大欢喜
       在1992年市场经济大潮裹挟下，我放弃调往国家计划委员会（现为发改委）机会，辞官下海办公司。当年9月9日公司挂牌。那个时候，正是年轻气盛之时，自信心满满，有一股子“舍我其谁”的气概。所以，当时给公司定位“房地产、金融、贸易、广告”四大支柱产业，赫然登载在报纸上，整整一版。本来在此之前就已经成名的我，再次轰动整个江城。不少报纸（包括香港星岛日报、文汇报）都报道了我下海的新闻。

当时中国的房地产刚刚起步，听说深圳炒房炒疯了，就想进入这个领域。其实，对于初出茅庐的我来说，对其知之甚少。在当时计划与市场“双轨制”条件下，贸易是我们的强项，有强大的背景资源，自然不能放弃。而且公司成立之初，就拿下了经营汽车许可证（当时汽车是计划分配的，经营汽车许可证由国家工商总局颁发），与上海汽车集团签订了销售代理协议。之所以将广告作为业务支柱，是因为之前在政府工作主管第三产业规划与政策时，曾强力支持当时尚处萌芽状态的广告业。至于金融，按照我对经济的了解，是万万不可缺或的，也是最有前途的。但当时国家对金融管理甚严，进入该领域很难。这四大支柱，独缺金融。

正可谓机缘巧遇，也可能是上天的恩赐，正在犯愁之际，大学同学杨东林找来。相谈中，知道他也下海，跟他舅舅到了广东珠海，到处穿针引线，牵线搭桥，说的好听就是“经纪人”，其实就是一“掮客”。且不管这些，他提供了一个重要线索，就是他舅舅认识时任上海万国证券的总经理，被誉为“中国证券教父”的管金生。这个信息对我来说是在是太重要了，立马就意识到这可能是进入金融领域的一个机会。机不可失，当机立断，决定马上去上海见见这位赫赫有名的金融大亨。

经杨东林舅舅联系，第二天就和杨东林飞到了上海，住进了百乐门酒店。百乐门酒店是上海滩的老字号，很有名，但当时实在是很老旧。说转来，不要说上海，就是整个中国，当时都很老旧。只有到了深圳，才感觉到现代的气氛。

上海万国总部当时就在百乐门酒店，占据4楼、8楼整整两层楼。住下后，没做停留，就到4楼找到管金生办公室。先是见了管金生的秘书。他的秘书有两个，一个小伙子，叫赵正芳；一个女孩子，董丽。赵正芳个子不大，是个机灵的小伙子，他一脸热情，说管总在等我，进去通报后，我们就被请进了管金生办公室。在杨东林介绍下，我与管金生见面了。

管金生办公室不大，宾馆的一个小套间。外面是秘书室，里面是他办公的地方，布置得很简易。那个时候都是这个样子，没有现如今的奢华、气派。即使赫赫有名的万国证券老总也是如此。

管金生看起来很平常，不是我想象中的那个金融大亨摸样。他，40多岁，个子不高，有点发福，胖墩墩的，但和蔼可亲，看上去一副仁慈模样。他烟瘾很大，手不离烟，一根接一根，不停地抽，坐在不大的办公桌后面，笑咪眯地看着我，拿起一份《长江日报》，将登载我公司广告的页面转向我，缓缓地说，公司不错，很有气势。然后询问：为什么这样定位公司业务，我一一道来，将公司的设想合盘托出。然后诚恳但直截了当地提出希望万国证券加盟公司，并展开金融合作，形成强强联合，合谋大业。

没料到的是，管金生一口答应，当即表示加入意向。他说以我的背景，一同加油，发展起来应该大有可为。我想，可能杨东林的舅舅已经把我兜底卖给他了。

管金生问我，需要万国入股多少资金，我说不多，300万而已。他说，太少了，能不能多一些？我婉言，可能不行。我解释道，我司是按股份制要求实施治理，遵从股权平均原则，没有控股股东，股东不参与管理，便于公司自主经营管理。我也曝出公司发起人股东和已签约入股股东，都是业界大名鼎鼎的，也都是这个股份份额。他当即说道，英雄所见略同，万国也是各股东股份都差不多。

他还表示，他一直想在外地设立分支机构，遗憾受央行政策限制，无法实施。我明白这是件相当困难的事情，当时银行及非银行金融机构设立分支机构都受人民银行管辖，而且从严控制异地设立分支机构。但我没有犹豫，当即表示，愿与万国合资在异地设立证券营业部，有关手续我方负责办理。

结果，皆大欢喜。当天下午，我们乘热打铁，拟定并签署合作协议，确定万国证券出资300万人民币，入股我公司成为股东；双方各出资500万，合资在我司所在城市设立一家证券营业部，五五的股份份额。

这一切来得如此迅速，如此顺利，超出想象。感觉得到，管金生跟我一样，都是处事果断的人，有了好的机会，绝不会轻易放过。冥冥之中，我们之间的合作似乎是命中注定的。

在与管金生谈话过程中，万国证券副总经理王佩君过来打了个招呼，算是认识了。看上去，这是个很精干的职业女性。后来知道，她也是万国创始人之一，在万国主管日常业务，是管金生最得力的助手。

我还注意到，管金生身边稍稍靠后坐着个中年人，一直闷声不响，默默地观察我。我那时只关注于与管金生的谈话，也没在意他。

当晚，管金生让他的两个助理和支部书记陪我吃饭。两个助理，一个是谢荣兴，另一个是王朝虎。谢荣兴当时兼黄埔营业部经理，后任万国证券董事、交易总监。支部书记姓陈，为人很低调，除了客客气气，不怎么多言。

初见谢荣兴，感到他很健谈，也有些傲气。那时我想，上海人都这样，况且他还处在万国证券这样的位置。后来我知道，他经营的黄埔营业部经营额占了万国证券的半壁江山，开创过证券史上的十来个全国第一，在上海证券业内也是响当当的。难怪他如此傲气！

当然，我也是见过大世面的，不在乎这些枝微末节。干脆大大方方与之交谈，天上地下海谈一通。没想到，他倒是很赞同我的理念和一些观点，慢慢就很融洽了。也可以说，我们一见如故，成为终生的朋友，至今保持着密切关系。

与谢荣兴的谈话还知道，万国证券创业团队最初只有包括管金生在内的几个人，总部也不在百乐门，而是在普陀体育馆大厅一个角落。外地人可能不知道，那个时候的普陀区、闸北区是有名的棚户区，主要是工人住宅区，基础设施不仅老旧，而且简陋。万国总部设在普陀区，条件简陋可想而知。

1988年9月16日，万国第一家营业部-普陀营业部举办开业仪式，3天后，4位刚毕业的大学生加入万国，万国团队扩容到了8人。这些人就在普陀创业，办公条件十分简陋、在没有保安的情况下，为了确保现金的安全，大家晚上就睡在成捆的现钞上。

万国就是在这样简陋的基础上创业，成就了辉煌。这其中，管金生当然是首功，谢荣兴也功不可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