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证券教父”管金生不得不说的故事（四）在“脑洞大开”的年代，成吃“螃蟹”第一人

史学家常说“每一代人都要重写历史”。斯塔夫里阿诺斯的解释是：“我们每一代人都需要重写历史，因为每个时代都会产生新问题，探求新答案。”希尔也说：“因为过去发生的事件本身没有改变，但是现在改变了，每一代人都会提出关于过去的新问题，发现对过去都有一种新的同情，这是和他们的先辈所不同的。”

因为跟管金生意气相投，理念一致，跟万国的合作总体很顺利。当然也有些小的插曲。

老管跟我签署投资入股协议后，让我去找财务总监朱敏杰落实入股资金问题。一接触才发现朱敏杰是个不好打交道的人。接触多了，发现这个朱敏杰城府很深，而且当面不说，背后喜欢嚼舌头。我不喜欢这种当面一套背后一套的，特别不喜欢搞小动作的人，所以以后一直跟他融洽不起来。

朱敏杰不直接了当地说事，而是说三道四地推诿，总之就是有困难。这让我大惑不解。在我想来，如果涉及履行合同，应该是没二话的。为何管金生签署的合同，在一个财务主管这里就会遇阻？当然，我没当面跟他说什么，毕竟这不是“我的一亩三分地”。我也没有在老管那里“告状”或者抱怨，而是顺其自然。直到我要离开了，老管问起此事，我才委婉地说，有点状况。老管就自己去问朱敏杰，听说老管把朱敏杰臭骂一通，朱敏杰很快就办了。可能挨了这顿骂，朱敏杰恨上了，背后总在嚼舌头，扯是非。当然，我跟他不在一个层次上，且交集很少，也很少把这个人放在心上。

万国入股资金到位后，就正式成为我公司股东。在我离开前，我与管金生签署了《关于设立上海万国证券公司武汉业务部的合作协议》。这是个不能忘记的日子：1992年9月29日。

至此，这次上海之行满载而归。

回去后，将注意力集中到办理与万国合资设立证券营业部的事情上。当时，不仅银行而且非银行金融机构及其分支机构的设立由人民银行金管部门管理。我知道，人民银行对金融机构设立分支机构审核很严，跨地区设立分支机构是严上加严，非银行金融机构异地设立分支机构是不予批准的。

那个时候，年轻气盛，对什么都不信邪，总想着去试一试。这大概就是喜欢挑战吧。

更由于上个世纪80-90年代，是一个思想解放的年代，按照现在时尚的说法，是一个“脑洞大开”的年代，要求突破思想禁锢，向保守思想开战，扩大“洞穴”，想象丰富，都害怕贴上思想僵化的标签；那是个向市场经济突飞猛进的年代，激流澎湃，不进则退，要求敢于突破现行体制的束缚，敢想敢干，打破条条框框，敢于第一个“吃螃蟹“，敢为天下先……

正是这一时代特点，让许多似乎不可能的事情变得有可能。

回去第二天，径直去了市人民银行金管处说道此事，探探虚实。果不其然，金管处钱匡世处长跟我说，这个不行。因为我那时比较有影响，他态度对我很客气，可能感到一口拒绝有些不妥，随补充一句：这个我们做不了主，要不你去找行长。我知道这是既给我留脸面，又把皮球踢出去。我也客客气气，没有再为难他们。

我直接去找了时任行长李麦秋。**那个时候，银行还没有垂直管理，在很大程度上要听地方的。**以前在计委，没少跟人民银行打交道，跟李麦秋行长也很熟。但是，跟钱匡世的说辞一样，他开口也说困难，但没有把话封死。我就死缠乱打，说了一大堆解放思想和加快改革的话，要求他开开口子，把这件事作为试点。我说，小平也说，要大胆改革，不要怕出错。反正是摸着石头过河，幸许就摸过去了。那个时候，这些话比较好使。李麦秋终于松了口，说要研究一下。

过了两天，李麦秋约我一起喝茶。那天晚上，我们来到一元路王子饭店一楼咖啡厅，边喝茶，边聊事儿。没想到，李麦秋开口就说，你干得好好的，年轻有为，为什么要下海？你真想好了？

我一个愣怔，秒息片刻，立马意识到，他是否认为我下海只是做做样子，镀镀金。当时有这种看法的不在少数。当时政策规定，官员下海可以有两年的“试水期”，两年后可以选择回政府机关，也可以选择与政府机关脱钩，放弃编制，赤裸裸跳进海里。事实上，后来不少下海官员半途而归，再回到政府机关。难怪别人会有上述想法。

我必须打消李麦秋这种看法。就说，你是不是认为我只是下海镀金？我态度诚恳地说，我想好了的事情，就不会犹豫不决，就会坚持到底。随即将我跟管金生说的那番话重复一遍，表示希望到市场经济的大海里闯荡一番，是骡子是马，出去溜一溜。我还用了毛主席一句话：要知道梨子的滋味，就要亲口尝一尝。

听我这么说，李麦秋没再顺着这个话题说下去，转而鼓励道，好，既然如此，那就好好干！

李麦秋：闲话不说了，你说的这事原则上可以试试，但有一个条件。

我问：什么条件？

李麦秋：你公司须同时跟市证券公司合资设立一家营业部。他继续说，不能说外来的和尚好念经，金融改革试点也不能总是引进外地金融机构，本地也不是没有资源。

我大喜过望，心想：乖乖，不仅跟万国合资建立证券营业部能够批准，还带出个新的合作资源，何乐而不为？我也知道，李麦秋同时兼任武汉证券公司董事长，他也有责任搞好自己的一亩三分地。

我当即表态：那是肯定的，那是必须的。

李麦秋说，不要让我失望，我看好你。

接下来的谈话就简单了，李麦秋让我尽快去找金管处办理具体手续。

我也没有停息，第二天上午上班的时候就去了金管处。钱旷世处长笑脸相迎，说：是不是让你去找行长，看看，管用吧？

我知道，他这是当面做好人，要卖我个人情。我也回送个顺水人情，对他表示感谢。我问道，下面该怎么进行？他告诉我，得先找到营业部地址，然后递交申请。

随后，我派人去寻找营业部地址。这事还是同学杨东林的功劳。杨东林在外面杂七杂八的关系很多，很快就找到当时的省麻茶公司在南京路临沿江大道的一栋楼，我去看了看，地理位置很好，面积也大，很满意，就确定1-2楼两层作为营业部营业地址，立马跟省麻茶公司签订租赁合同。

(原万国武汉证券营业部地址，现在成为酒店、商店）

营业部地址确定下来，市人民银行很快批复万国和我司合资设立万国证券公司武汉营业部。此事进展如此顺利，大大出乎老管和万国总部的意料，让老管对我刮目相看。

说来也巧，李麦秋行长做了这件事情以后不久，1993年年初又批准我司定向发行股票，不久后就调往深圳，出任招商银行行长。他在调走之前为我做了这两件事情，当时不知道他是怎么想的？是送我个顺水人情？还是为去深圳试水？毕竟深圳处在改革开放的最前沿。我后来想，前者应该是主要的。李麦秋在我找他的时候，应该已经知道即将去深圳赴任了。

总之，我对李麦秋十分感谢。1993年下半年，我去深圳时专门拜访他，他笑着对我说，怎么样，干的还好吧？跟万国合作还好吧？我简单介绍了情况，也没有特意说什么，只是一个劲表示感谢。

一切都在不言中。这也许就是潜规则，重要的事情，彼此心中有数，但不点穿，让事情更有韵味，留下回旋余地。

万国武汉营业部批准设立后，就是一些常规性、事务性的工作，装修、建立电子撮合系统，以及招聘和培顺人员等等。万国派出一位经理来汉，在我司配合下负责招聘和培训员工。前期工作进展顺利，只等挂牌营业。

这是全国第一家跨行政界线设立的异地证券机构，其影响之大，可想而知。

1993年春节后不久，万国武汉营业部3月4日正式挂牌。这是万国证券第一家在异地设立的分支机构，自然是万国的一件大事。

管金生当然高兴得很，带着一班人马前来剪彩，跟员工见面，并与我商议营业部管理问题。我提出业务由万国负责，人事实行属地化管理，营业部经理由我方提出，万国任命。老管笑着说，英雄所见略同。我办事，他放心。老管明白：当地的事情要靠我。

选择这个营业部经理，破费脑筋。当时杨东林很想摘牌。他既是同学，又是介绍我与老管认识的牵线人，还帮助找到营业部地址，应该说是有功之臣。但我考虑他不懂证券业务，性格懒散，不太适合管理，就没有选择他。考虑再三，选了樊柄清。

之所以选择樊柄清，一是考虑资历。樊柄清毕业于华中科技大学，研究生学历，原在市计划委员会（现在发改委）财经处工作。二是考虑能力。在计委时，时常跟着我做一些事情，感觉他人很聪明，有能力，又熟悉财经方面。三是考虑忠诚。我决定下海时，樊柄清主动要求跟随我，而且在我面前说一不二，会奉承人，深得我的信任。可能人都有弱点，喜欢有人追捧，喜欢说好话的，觉得这样的人用起来顺手，很自然选上他。

我当时向老管推荐樊柄清出任万国武汉营业部经理，老管说，人事由你把关，你推荐的应该是你信任的。老管甚至说，最好你自己亲自兼任，这可是金融机构，天天跟巨额资金打交道，安全可靠是第一位的。

我说，公司摊子太大，精力顾不过来。还是找个年轻能干的，专心致志管理。老管再没有坚持，最后决定，老管担任董事长，我担任副董事长，樊柄清任经理。

话说回来，万国武汉营业部一挂牌，刚送走老管，武汉证券一位年纪较大、姓赵的副董事长和总经理李永宽带着一个班子来与我商讨合资建立营业部事宜。因此前跟李麦秋承诺在先，加上这事对公司发展百利而无一害，我当然满口应承，一个上午就达成合资合作协议。

其中也有一个小插曲，在谈到人事管理时，武证副总余义插话，对我和李永宽说，你们两人都很忙，在上面掌掌舵，具体事情就由我和邓高（我司副总）对你们负责。搞得我和李永宽无话可说。李永宽先表态：也行。我也只好跟着点头。就这样定下来：武证余义担任董事长，我司邓高任副董事长，我推荐周志勇担任经理。但我心中一直忐忑，担心这个班子，感到邓高私心重，余义看起来胆子太大。

这种感觉果然应验。余义、邓高对武证硚口营业部的很多问题都直接介入，其中涉及不少私人利益。邓高就利用权力，私自让其手下一名叫惠丰廷的员工在硚口营业部开户做股票，而且逼迫周志勇批准透支120多万，结果亏损80多万，这在当时是很大一笔数额，硚口营业部做挂账处理。这些事情，我和李永宽往往是到了年底算总账时才知道。因为余义、邓高如此，周志勇也就开始放纵自己，违规透支，违规融资、借款。只要我询问，周志勇就说跟余义或者邓高汇报过。后来发展到收受贿赂，螳螂入狱。这是后话。

所以说，选人用人是公司管理的第一要素，尤其对手握财经大权的，品德是最重要的。不仅如此，没有监督的权力必然导致腐败。再好的人，没有严格的制度监管，也会出问题。

话说回来，因为有万国武汉营业部的经验，与武汉证券合资设立证券营业部的事务性工作很快准备就绪，地址选在硚口区政府礼堂二楼。随后，市人民银行批准武汉证券与我司合资设立桥口营业部，1993年6月份正式挂牌。挂牌时特意请管金生前来参加剪彩。老管看到武证桥口营业部挂牌的热烈场面，跟我提出这样的问题：为何要跟武汉证券合作设立相同机构？

老管说，如果可能，可以与万国合作再设立几家营业部，甚至可以设立万国湖北分公司。

我当即反应，他可能是担心武汉证券抢了万国证券的风头，担心我不重视与万国的合作，影响万国在当地乃至湖北的市场份额。我笑笑，对老管说，武汉证券直属市人民银行，不与武汉证券合作，万国武汉营业部哪能这么快、这么顺利的设立？其中道理你懂的。

老管看看我，就没再说什么了。

至此，可以说，我司成功涉足金融，为全国第一家投资证券行业的实业公司，同时也助力万国首创异地设立证券分支机构，实现了合作双赢。企业直接涉足金融在当时的中国十分罕见，可以说我是第一人。

为此事，当时的湖北证券公司（后更名为长江证券）董事长陈浩武很不舒服，几次提出要与我司合资设立证券营业部，因种种原因，没有如愿。

后来，考虑到老管的心思，我还是决定扩张万国武汉营业部。万国武汉营业部开张后，正值证券行情火爆，效益很好。在随后两年里，相继在黄石、宜昌、荆州、襄樊设了了证券营业部，俨然成为小有规模的分公司。老管和万国总部更加重视这一块业务了。

后来，老管和我商量，两家合资设立万国证券湖北分公司，因人行湖北省分行有些其他考虑，加上选址不顺利，就搁置了。当然最主要原因，是我司当时扩张太快，业务面大，顾不上这一块，也没有看重这一块。多少年以后，回想这件事，觉得还是自己的问题。

再后来，老管提出万国和我司领衔在武汉设立一家独立于万国之外的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的设想。我为此找了市人民政府和市人民银行，当时协助分管市长协调金融事务的副秘书长是阮成发。他问我：为什么总是要与万国合作，武汉就没有公司吗？

阮成发说，这是件好事，你如果牵头，政府一定会支持设立一家证券公司。要不，你入股武汉证券，成为大股东怎样？

阮成发的提议大大超出老管的设想。我当时特别在乎与老管的关系，不想背着他自己单干，担心这样会破坏我们之间的感情，就搁置下来，也没有再跟老管提及此事。

之后不久，阮成发调往黄石市任市长，后任市委书记，一路高升，直到调往云南担任省长。虽然其间他回调武汉市任市委书记，但我早已离开武汉，也再没机会跟他交集了。

现在想想，阮成发的提议是合情合理的，不失为一个好建议。但是，我为“情“所困，白白丢弃了一个大好机会。这不是一个做大事者所为：为了情感，当断不断，放弃了一次大发展的机会。真正应了一句话：机不可失，失不再来。难怪古人说：慈不掌军，义不掌财。在商场上，不能够太讲仁义，只能够讲商道，讲公平，讲诚信。而我，太过讲义气，讲情感，这是从商之大忌。

此事没有成。在“327国债期货事件”后，没有了老管的因素，我司又到河南焦作与当地信托投资公司合资设立了焦作第一家证券交易机构，发展很不错。

然而，这一切在朱镕基治理整顿金融系统的政策下，都成为过去。先是1995年“327国债期货事件”爆发，接着发生了武汉证券交易中心违规融资融券事件，加上房地产调控，朱镕基下狠心治理整顿金融系统，不允许金融机构投资实业，也不允许企业涉及金融，参与的一律清理退出。我司被迫一家家退出，直到1998年全部退出，从此再没有涉及金融行业。而戏剧性的是，近十来年，这一切又颠覆过来，企业涉及、参与甚至掌控金融机构的事比比皆是，金融野蛮人也层出不穷。真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

所以在中国做生意，雄心、智慧、能力、乃至于资本力量都抵不过政策。一切都是政策说了算。做公司不跟着政策走，死路一条。

在本篇结尾的时候，我想特别说一说武汉证券交易中心违规融资融券事件。

话说当时武汉市一直争取成为继上海、深圳之后第三个证券交易所所在地，全国很多专家学者也跟着起哄，鼓噪着这件事情。其根据是因为武汉证券交易中心是全国最大的国库券交易中心，也是全国规模最大的金融机构间融资融券的交易中心。

武汉证券交易中心说起来是搞国库券交易，实际上是搞融资融券。就是你把国库券作为抵押物存进证券交易中心，就可以按照几倍比例融进融出资金。金融机构之间也可以融券，以完成融资抵押。后来杠杆率越来越大，最后发展到不用国库券做抵押也可以做融资。这就是买空卖空。

当时，几乎所有金融机构、包括其下属机构都可以在这个证券交易中心开设席位，开展融资融券业务。而每个席位上的交易员都有权决定融资融券，规模也没有限制，可以说拥有无限权力。不仅如此，原本是金融机构间的融资融券发展到大量违规向场外非金融企业融资，一发不可收拾。那些个交易员利用手中权力，大肆收受回扣，推高融资成本。当时的银行利率是10.98%，在场内可以炒到20-25%，到了场外就到了30%，但是再高的利率也有人要，因为要资金的人就没想到还钱。

就是这么一个东西，当时市人民银行、乃至市政府当成政绩，大肆宣扬，直至炒作到要求国家以此为基础设立第三个证券交易所。

此事惊动了朱镕基。朱镕基时任国务院常务副总理兼中国人民银行行长，为慎重起见，前往武汉考察。在听取市政府、市人民银行汇报时，通过一组数据敏感地察觉到问题：市人民银行汇报的融券规模远远超过国家历年发行的国库券总和，简直就是一个天文数字。据说，朱镕基当即打断汇报，尖锐指出，你们这是买空卖空。全场一时惊呆，紧张的气氛笼罩着会场，空气仿佛凝固了。朱镕基当即决定停止证券交易中心运作，接受调查，治理整顿。

实际上，问题原本很容易看出来。只要违背常识或与常识不合，就是荒谬的，不成立的。但就是这么简单的问题，就是没有人去判断，去质疑，非要让别人抖出来。这里不能用“只缘身在此山中，不识庐山真面目”去解释，恐怕是政绩观蒙蔽了所在政府、所在监管部门的眼睛。

事情瞬间反转！

问题之严重超出所有人预期，事体之大远远超过“327国债期货事件”。武汉证券交易中心停止运作后，资金链断裂，导致全国性三角债。所以，随着治理整顿而来的是全国范围的清理三角债。这项治理一直延续了很多年。

在朱镕基主持下，各大金融机构开始剥离不良资产，为承接这些不良资产，各大金融机构设立了资产管理公司。那个时候，房地产在宏观严控下几乎死掉了，无人涉及，这些个资产管理公司承接的资产基本上都是房地产项目，其中大量是烂尾楼。所以这些资产管理公司基本上都是政策性亏损。没成想，2003年以后，房地产被救活，在一路高歌中价格猛升，这些资产管理公司转而成为香饽饽，转瞬间变成富得流油的“财主“。真是时来运转。

看来，只要是稀缺资源，只要扛得起，守得住，都是金子。

这段历史值得记住！需要记住！它表明虚拟资本不能盲目发展，无限制发展，更不能失去监管，失去控制，否则就会产生严重后果。

1995年，有着233年历史的英国巴林银行，因其一个28岁的新加坡分行交易员在未经授权的情况下，以银行的名义认购了总价70亿美元的日本股票指数期货，并以买空的做法在日本期货市场买进了价值200亿美元的短期利率债券，结果巨亏10多亿美元，巴林银行不得不宣布倒闭。

2008年初，法国第2大银行兴业银行因其一名交易员私下越权投资金融衍生品，瞬间巨亏49亿欧元（约合71.6亿美元）。

这种例子数不胜数。

所以，如果不是朱镕基及时制止上述证券交易中心的买空卖空，后果不堪设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