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經濟的高速增長已到頂？

隨著國內外經濟條件的變化，中國國內經濟呈下滑態勢，已經從兩位數增幅下降至8%以下。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中國今年二季度國內生產總值（GDP）同比增7.6%，增速較一季度的8.1%進一步放緩。同期，固定資產投資增速比一季度回落0.5%，比上年同期回落5.2%，其中全國房地產開發投資增速比一季度回落6.9%，比上年同期回落16.3%；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增速比一季度回落0.4%，比上年同期回落2.4%；經濟增長的三大動力僅僅剩下對外貿易增速比一季度加快0.8%，但比上年同期回落17.8%。

經濟增長的三大動力均呈現疲態，意味著對國內經濟增長的推動作用將顯著減弱。由於外圍環境劇烈多變，全球宏觀經濟整體衰退、低迷，全球貿易面臨漸趨嚴重的貿易保護主義的障礙，對外貿易增長也將受到嚴峻考驗。《人民日報》海外版5月22日引述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信息部副部長徐洪才教授的話說，“拉動中國經濟三駕馬車──出口、投資、消費全都出現危機。”徐教授指出，歐洲因歐債危機外需求不足，中國出口明顯萎縮。同時因工資上漲，人民幣升值，進口原料上漲，亦削減了中國出口產品的競爭力。投資方面，對經濟拉動作用也明顯減弱，前幾年4萬億元投資已結束，房地產有關的投資也在萎縮。而消費方面則因股市、房市下跌，民眾財富效應減弱，消費意願也因此而萎縮。

對此，西方媒體又開始幸災樂禍，添油加醋地唱衰中國經濟。《華爾街日報》和英國《金融時報》近期異口同聲地提出這樣的問題：中國的經濟景氣“派對”是否已經結束？ 更有一種觀點認為，中國經濟的高速增長已經到頂，預計如此下去到2017年中國經濟就會崩潰。其依據是，到2017年，中國的人口紅利、基尼係數和投資拉動轉換效率3條主要經濟曲線將發生拐點，即紅利趨於零，年輕人的勞動力增長比不過老年人的增加速度；如果我們在“十二五”規劃內不能實現工資的倍增計劃，貧富差距基尼係數將要逼近0.6這條線在經濟學上稱“動亂線”；投資拉動轉換效率將低於60%，投資這匹馬也不行了。

西方唱衰中國經濟已經不是第一次了，關於“中國經濟的高速增長已經到頂”以至於“崩潰”的說法，也很是危言聳聽。這涉及中國發展的動力和政策選擇。

中國的崛起根源於一百多年來民族復興的歷史潮流，凝結著幾代中國人的艱苦奮鬥和卓越智慧，靠的是改革開放和致力於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路線和政策，由此所激發起來的中國人民奮發圖強的積極性，由此所開創的工業革命、科技革命和信息革命之路。這就是中國之所以能夠持續高速增長的根本動力和基本原因。只要這一點不改變，只要中國改革開放的路線政策不改變，中國長期持續發展的勢頭就不可改變。況且中國現階段充其量處在民族復興的初級階段，處在富民強國的財富“原始積累”階段，發展的動力依然強勁。已經進入高速發展路徑的中國，按照西方工業革命和資本發展的歷史曲線，沒有一兩個世紀的慣性發展是不會停止下來的。縱觀世界歷史潮流和大的趨勢，筆者一直信心滿懷，堅信21世紀一定是中國世紀！

誠然，中國現階段也的確出現很多問題，這些問題也將影響中國未來的發展。從內部因素看，人口紅利、貧富懸殊和投資轉換效率低下等問題是客觀存在的，其中有的是技術性的因素，有的是改革中出現的問題，雖然不是影響中國持續發展的根本所在，但也是十分緊要因素，處理不好也會成為阻礙經濟持續健康發展的嚴重障礙。 首先，關於人口紅利問題。中國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數據顯示，中國近10年來人口增長處於低生育水平階段。近10年平均增長0.57%，比1990年到2000年的年平均增長率1.07%下降0.5個百分點。對此，比較悲觀的預測是，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長巴曙松預測，到2015年中國人口紅利窗口期將關閉，而美國加州大學教授王豐則預測是2013年。根據有關研究，中國1982年到2000年期間，接近20年的經濟增長期中，至少有15%是由於人口紅利帶來的。而在2000年之後，人口紅利呈現漸漸消失的狀態，至現在中國已處於人口紅利的殘餘年段，人口紅利對經濟的貢獻率僅為2000年前的20%左右。與之相伴隨的是人口老年化問題，中國目前60歲及以上人口占全國人口總數的比例為13.26%，比2000年人口普查上升2.93個百分點。隨著人口數量增長明顯放緩，人口結構問題也日益凸顯，撫養比將從5：1降到2：1，人口快速老化，老年人口負擔將取代人口紅利獲利呈累進式加重趨勢，推動中國進入人口負債期，或成首個“未富先老”的國家。這是我們新的國情，也將決定中國未來經濟發展模式，將迫使中國適時調整計劃生育政策、提高人口素質、發展高端製造業、加速發展社會保障體系和開拓發展老齡人產業、繼續穩步推動城鎮化、實現充分就業等加以緩解。

關於基尼係數問題。這是個貧富懸殊的問題。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城鄉基尼係數逐步快速上升，到2005年突破0.5達到0.561，最近幾年有所回落，但仍在0.5左右徘徊。國際上通常認為，一旦基尼係數超過0.4，表明財富已過度集中，社會處於可能動亂的“危險”狀態。而中國基尼係數高居不下隱含著4大問題：政府積累財富的比重越來越大，而個人收入佔比越來越小；財富越來越向少數利益集團集中，而工農大眾收入偏低；城鄉收入差距不斷拉大，而農民消費嚴重不足；權力資本的暴利在擴大，而中小企業普通民眾的盈利空間被擠壓。4大失衡導致貧富差距不斷擴大，社會矛盾愈加尖銳，這是十分危險的信號。這將迫使中國大幅調整公共政策和財富分配政策，最大限度地推進公平制度，解決政府與民爭利問題，抑制權力資本和利益集團的豪奪，切實推進共同富裕的目標。 關於投資轉換效率問題。中國投資轉換效率低下是一個老大難問題。問題的癥結是，國家主導投資，是最大的投資主體，因此投資首先是考慮社會責任而非效率優先原則，致使大量財政資金和儲蓄資金投向了效率不佳的國有企業或項目，現在發展起來的證券市場依然如此。而現有國企既是市場主體，又承擔社會責任，尤其在國家主導宏觀調控時，其利益驅動被壓制，投資轉化效率低下，從而導致經濟低效率的高增長。這將迫使中國加大市場化改革力度，進一步推進國有企業改制，在更多領域落實“民進國退”政策，大力培育和扶持民（私）營企業，使之成為市場的主體。 上述問題雖然可以通過制度改革和政策調整逐步加以緩解，但國內的條件發生了很大改變，留給中國改革的時間和空間已經不多了，難度也顯著加大，更因為經濟問題越來越跟政治體制聯繫在一起，單純的經濟體制改革越來越推不動，這也許是當前的主要矛盾。

從外部因素看，中國前30多年的高速發展跟太平洋地區相對和平的國際環境有關，中國一直沒有捲入較大的國際紛爭，可以專心致志抓經濟建設。而現在中國所處的國際形勢發生了巨大變化，自美國宣佈將戰略重點轉向亞太以來，中國周邊的國際環境日益惡化，周邊國家與中國之間的紛爭日益頻繁，地區局勢日益趨於緊張、複雜、多變，再也不那麼平靜了。這是中國搞建設的最不利條件，勢將牽涉中國更多的精力，使得中國不得不將更多的精力和財力投到軍事上和對外關係上，從而加重了中國發展與改革開放的成本。

這些都將制約中國經濟持續高速發展。雖然現在言“中國經濟的高速增長已到頂”為時尚早，但未雨綢繆，正視制約中國經濟持續發展的各種因素，從現在起提前籌劃，採取措施，對症下藥也是很有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