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次中日戰爭（之五）：中國走向強國的關鍵一戰
**一個國家不是必然因為富裕而強大，但可由於強大而富有！**也可以這樣說，一個國家的富裕是它走向強大的物質基礎，但不一定必然成為強有力國家，而一個強有力國家卻可以給它帶來富裕。
**一個國家的強大，雖然需要經濟基礎堅實，但更重要地是靠政治上的強有力，從一定意義上可以說，靠在戰爭中戰勝強有力對手。**一個不能在戰爭中戰勝對手的國家，即使經濟上再富裕，不僅算不上強國，甚至會因為戰敗財富被搶劫一空，而淪為弱國。
就如19世紀中葉的中國，其富裕程度比起當時西方並不差，甲午戰爭前中國經濟狀況也不遜於日本，但中國卻遭到西方列強的侵略與瓜分，中日衝突時中國也敗下陣來。
**世界近現代的歷史經驗告訴我們，一個後起的新興國家因其具有很強的發展潛力和很強的對外擴張衝動，更因其政治上的強有力，而使之能夠戰勝傳統強國或大國一躍成為世界強國。**日本崛起、美國崛起無不是這方面的先例。
（一）中日甲午戰爭的經驗教訓
中日甲午戰爭之前，中國經濟發展水平不低於日本，軍備不相上下，但結果中國“意外”失敗，而且失敗的很慘。中國割地賠償成為日本擴軍備戰和迅速發展的強大基礎，日本由此而起，中國則更加衰敗——鉅額賠償後則大傷元氣，以一蹶不振。
日本從中國掠奪的賠款白銀2.3億兩，大部用於戰備方面。日本的國家開支在1893-1894年為8400萬日元，到1897年增至2.4億多日元，其中軍費大幅度增加。甲午戰後，日本通過一項陸海軍軍備計劃和鐵路建設計劃，所需款項總額達5.16億日元，這項計劃到1900-1901年時基本完成。這標誌著已經作好對俄戰爭的準備。隨後，日本在日俄戰爭中戰勝另一傳統大國沙皇俄國，從而在東北亞取得完全軍事優勢，取得在朝鮮、中國東北駐軍的權利，並從俄羅斯手中奪得庫頁島南部及其附近一切島嶼。日本由此躋身世界強國行列。
日俄戰爭主要是在中國領土上進行的。腐朽透頂的清政府，竟置國家主權和人民生命財產於不顧，聽任日俄兩國鐵蹄踐踏我東北錦繡河山。1904年2月12日，清政府無恥宣佈“局外中立”，劃遼河以東地區為日俄兩軍“交戰區”，並嚴令地方軍政長官對人民群眾“加意嚴防”，“切實彈壓”。
實際上，當時中國戰敗而淪落並不意外。中日兩國在19世紀中期被西方資本主義勢力強行納入世界市場體系和近代國際格局之後，其改革與發展出現了極大反差，導致兩國力量強弱發生根本性顛倒。
19世紀60年代起，中日兩國都在內憂外患的狀況下開始了近代化改革的進程。在改革前，中日兩國都面臨著國內人民起義不斷和外部列強侵略加劇，危機四伏。1840年，英國發動鴉片戰爭，1853年，美國佩理艦隊開進日本，中日先後被英、美打開了大門。然而不同的是，日本通過明治維新逐步強大，中國屢次改革卻沒有使中國走向富強，反而加劇了列強的瓜分腳步。
問題之一在於，中國的改革沒有促進市場經濟的發展和科學技術的進步，固步自封和封閉的制度仍然佔據主導地位。
顯然，一個保守不開放的國家是不能強大起來的！
中國戊戌變法時期與日本幕府末年的經濟水平相當，當時中國已經擁有一些正規的資本主義企業，而當時的“日本資本主義還處於它的前身階段—商業高利貸資產階級的階段”，然而這個階級卻“成了維新的社會基礎和經濟基礎”。當一直被日本人作為楷模的中國被西洋的船堅炮利所破後，日本受到了巨大的衝擊。西方先進的資本主義在古老的中國面前顯示了優越性，促使日本實行“開國”政策，建立了統一的國內市場，以此為背景商業資本也獲得長足發展，併為求得利潤的擴大而重視海外貿易，到了幕府末年，出現了貿易振興論和商品立國論等思想，因此，日本幕府的商品資本能夠衝破樊籬，佔據了生產領域。
反觀中國，農村自然經濟接替過程緩慢，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形成強大的抵制力量；中國商業分散，且規模小，多與農業生產和家庭副業結合起來，與日本商業資本利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擴大生產，促使商業資本向工業資本轉化不同，中國的商業資本停留在奢侈性消費，這都成為資本主義資金積累的障礙。
還有一個關鍵問題，中日走了完全不同的道路：日本走上了學習西方的道路，西方先進的軍事科技技術迅速被幕府和諸藩所引進。明治維新時期，政府不但引進技術，而且鼓勵和支持私人資本的經營；中國洋務運動由國家出資興辦近代企業後，實行壟斷經營，排斥商人投資新式企業，阻礙了科技引進和私人資本的發展。
問題之二在於，中國推行官僚式的洋務運動，雖然改組了官僚階層，但進行的是慢步調整式的改良，並沒有觸及工商業。
顯然，一個工商業不發達的國家是不能強大起來的！
日本明治維新是一場大規模流血的暴力革命，而不是和平改良。通過戰爭，掃除了腐朽勢力，日本才得以全新的面貌勵精圖治，奮發求強。明治政府在經濟方面首先改革了土地制度，接解除了幕府規定的土地永世不得買賣的禁令，推行了新的有利於政府和資本主義商品經濟發展的貨幣地租制度。在工商業方面，明治政府成立以後，採取了一系列直接扶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措施，成立了國家銀行，創辦了國營企業，扶植私人資本主義企業，使日本的工商業得以迅速發展起來。
而中國洋務運動首先創辦的是軍事工業，而不是與人民生活息息相關的農業；之後創辦的民用工業其目的也不是單純為了“求富”，而是為軍事工業服務的。洋務派的改革幾乎沒有涉及到工商業，也不能推動社會生產力的進步；創辦的企業多為官辦或官督商辦，實際經營權都在官府手裡，且生產不計成本利益，導致官員腐敗貪汙成風。因此，得不到廣大人民的贊同和擁護，最終洋務派的改革消沉下去。
問題之三在於，中國的改革沒有觸及國家制度和統治集團結構的變化，而是繼續維持腐朽落後的統治方式，統治集團腐敗無能。
顯然，一個腐敗無能的政府是不能使國家強大起來的！
中日兩國都是“後髮型”現代化，但日本“後發”的同時又是“外生”的。在日本被迫“開國”的過程中，便對現存的封建統治秩序從離心走向對抗，立志推進現代化的領導人掌握了國家實際的政治權力，能將傳統政治領導轉化為具有現代化傾向的政治領導，並維持領導集團內部的高度團結。這是日本能夠實現較徹底改革的關鍵。
反觀中國，清末憲政只是一場統治階層的自救運動，其目標不是改變落後面貌，而是為了加強對人民的控制，繼續維持既往的皇權統治。推動戊戌變法的光緒皇帝沒有實權，他頒佈的詔書對各地官員沒有約束力，發佈的政令都流於書面，沒有得到真正的貫徹。而真正的權力之王卻躲在幕後操控一切，一旦改革觸動其既得利益，就大開殺戒。這是中國改革夭折的主要原因。
日本改革有統一併且強有力的領導核心，而中國沒有。日本明治維新是一種國家的行為，是在中央政府的統一部署下進行的，自始至終貫穿著國家政權的權威；中國戊戌變法的領導者是被幾個知識分子擁護的沒有經驗、更沒有實權的皇帝，洋務運動始終缺乏有力的規劃和領導。日本通過明治維新成功地實現了領導核心的轉換，將政治權力集中於以明治天皇為首的具有改革開放的下級武士的手中；中國洋務運動時期雖然名義上有清政府的各項政令及總理衙門的管理，但實際上只是李鴻章等人在地方上的各自為政，興辦“洋務”，以擴大自己的勢力，力量分散，難以對清王朝的統治構成威脅，光緒皇帝及康梁等人對於慈禧太后為首的頑固勢力所發動的政變無能為力。
問題之四在於，中國的洋務運動之所以建立海軍完全是依賴封建皇帝的“恩准”，管理延續舊制，軍中貪腐成風，難以形成強大戰鬥力。
顯然，一箇舊式的貪腐成風的軍隊是不能戰勝對手的！
甲午戰爭是中日近代化改革以來第一次大規模交鋒，兩國軍備不相上下，但是由於中國軍制建設不如日本完善，致使官兵素質、指揮系統、艦隊作戰能力遜於日本，最終導致了甲午戰爭中國的慘敗。其直接原因在於中日兩國軍事制度上的巨大差異。
日本經過明治維新已經是新興的資本主義國家，統治階層要求改革建立新式軍隊。明治政府成立之後，按照西式作戰要求，在軍制上作了重大調整。軍政制度方面，將海域劃分為若干海軍區，並頒佈條例規定了鎮守府指責，完善了海軍組織體制；艦隊編制方面根據作戰能力和任務來劃分，以最大限度發揮海軍作戰能力。中國洋務運動中雖然建立了北洋、南洋、福建、廣東四支海軍力量，但力量過於分散，各省督撫的抗命使海軍衙門形同虛設。
武器裝備上，日本政府比較注重實戰，從炮火和速度上著眼編制，在訓練中制定了《軍人敕諭》，規定了必須遵守“忠節”、“禮儀”、“勇武”、“信義”和“質樸”五德，要求士兵一切行動唯天皇是從。並且，日本建立了比較完善的兵役制度，給了志願兵種種照顧，既保證了充足的兵源，又提高了海軍士兵的素質。相對來說，清政府海軍裝備在實力上很強，但只知裝配不知活用，再加上恤奉制度不完善，訓練上軍紀廢弛，導致艦隊實力上的下降。
再者，中日兩國建立海軍的目的不同，同時也導致了建設綱領的不同。日本建立海軍完全是為了求強，發展對外貿易和對外擴張；洋務派形式海軍的建立則是為了維護舊式政權的統治，因此在更新完善上不能同日本相比。
除此外，清政府腐敗無能，挪用軍費——最典型地是慈禧為慶壽挪用海軍軍費300萬兩銀子，導致軍費嚴重不足。加上主持軍務官員貪腐成風，貪汙剋扣軍費，購買“水貨”裝備，致使打仗時用不上。這是導致甲午戰爭失敗的致命傷。 實際上，中國在甲午之戰中慘敗的原因主要不在戰爭之中，而在戰爭之外。
（二）美墨戰爭的啟示：走向強國的路徑
19世紀中葉（1846－1848），美國和墨西哥之間爆發了一場戰爭，這場戰爭以新興資本主義國家美國戰勝傳統封建大國墨西哥而告終結。戰爭的結局，美國掠奪了墨西哥大片土地，勢力範圍擴大到太平洋海岸，一躍而成為橫跨大西洋和太平洋的強國；而墨西哥則失去一半疆土，大傷元氣，淪為弱國而不入流。 可以說，美墨戰爭是美國躋身強國的關鍵一戰。
美墨戰爭之前，墨西哥獨立時（1821），擁有相當於半個歐洲的土地，人口相當於當時的愛爾蘭，可謂北美大國。而美國獨立戰爭後，乘歐洲列強在亞非爭奪殖民地之機，在北美大陸大肆擴張。1823年，總統詹姆斯•門羅提出“美洲是美洲人的美洲”的口號，確立了擴張領土、稱霸美洲的基本國策。19世紀40年代的美國，是大陸擴張和西進運動高潮時期，盛行擴張主義思潮。當時，美國政府的侵略目光落到了近鄰大國墨西哥身上。
發動對墨西哥的戰爭，是美國對外擴張和建立地區霸權的重要一步。
美墨戰爭爆發的原因是墨西哥與得克薩斯共和國之間未解決的邊境問題以及美國的擴張主義。這場戰爭先是美國調唆原屬墨西哥的得克薩斯、新墨西哥、加利福尼亞地區鬧分裂，脫離墨西哥，建立所謂的“孤星共和國”，當墨政府為維護領土完整而派兵鎮壓時，美國正好抓到把柄，藉口保護上述區域而發動侵略墨西哥的戰爭。
1845年7月，以瘋狂擴張著稱的美國總統詹姆斯•波爾克正式宣佈把得克薩斯併入美國的版圖。幾乎與此同時，波爾克又命令扎卡里•泰勒將軍率領一支部隊悄悄進駐得克薩斯與墨西哥交界的努埃塞斯河畔，伺機發動侵略戰爭。當年11月，波爾克以墨西哥應歸還美國300萬美元債務為要挾，要求墨西哥承認以格蘭德河為兩國邊界，美國以1500萬—4000萬美元“購買”新墨西哥和加利福尼亞地區，遭到墨西哥政府斷然拒絕。
1846年5月13日，美國政府向墨西哥宣戰，美墨戰爭正式爆發了。
且不說美墨在軍事上戰略戰術的得失，僅就軍備而言，美墨軍隊數量上不相上下，但墨軍缺乏訓練，紀律不嚴，裝備不足，軍官指揮水平低；美國的不利條件是運輸和通訊不完善，衛生設備不足。但重要的是，在戰爭中，美國海軍主宰了加勒比海、墨西哥灣及墨西哥與加利福尼亞的西海岸，負責運送軍隊，封鎖敵方港口，為陸軍提供強大的火力支援，一直處於優勢。這是美軍取勝的關鍵因素之一。
決定美墨戰爭勝敗的主要因素並不是軍事而在於政治。美墨戰爭暴露了兩個不同體制的國家在經濟、政治、社會等諸多方面的巨大差距。當時墨西哥國力衰敗，政府保守腐敗，領導無能，而美國則正處大陸擴張和西進的鼎盛時期，美國以其在體制上的優勢、國民對國家未來的信心、和其先進的體制帶來的機會平等和奮發進取的精神，再加上對上帝賦予他們統治從大西洋到太平洋的領土的“昭昭天命”的信仰為動力，一舉擊敗墨西哥，使其成為美洲的霸主。
**英法在關鍵時刻的出賣也是墨西哥戰敗的重要原因。**美國咄咄逼人的擴張政策跟當時的西方列強英法之間發生了衝突。當美國從當初大西洋沿岸的13塊殖民地快速向西推進，通過談判、吞併、強佔、收購等方式，從西班牙手中取得佛羅里達，從法國手中取得路易斯安娜，從英國取得俄勒岡等地區，勢力擴張到太平洋沿岸時，與英法的利益發生了矛盾。當時的英法兩國都想把德克薩斯作為其在美洲的立足點，兩國極力阻止美國兼併德克薩斯。他們向德克薩斯總統保證，只要德克薩斯不加入美國，英法兩國將迫使墨西哥承認其獨立。但此時的德克薩斯政府已近破產，只有加入美國一條出路。
同時，在俄勒岡問題上，英美之間發生了直接利益衝突，雙方在俄勒岡地區的歸屬權爭執不下，“北緯50度40’或者戰爭”成為西部民眾要求美國佔領全部俄勒岡地區的戰鬥口號。俄勒岡危機讓墨西哥政府產生了錯誤的判斷：如果戰爭爆發，英國皇家海軍將是他們的盟友。而英國也的確有過這樣的承諾。
但墨西哥太天真了。他們不知道，面對迫在眉睫的戰爭，美國在俄勒岡問題上的態度發生逆轉，就俄勒岡問題與英國談判，達成妥協，即與英國在北緯49度達成協議。美國既爭取到該線以南俄勒岡地區，解決了拖延了大半個世紀的紛爭；又避免了衝突英美之間的可能衝突，解除了無腹背受敵的危險。在美墨戰爭的關鍵時刻，美國通過利益交換使得英國站在了“中立”立場，而英國為了利益而出賣了墨西哥。
**墨西哥統治者的無能與投降政策更是其失敗的主要原因。**墨西哥城淪陷後，英勇不屈的墨西哥人民與佔領者展開了大規模的游擊戰。墨西哥政府本來可以抓住機會組織反攻，轉敗為勝。但墨西哥統治集團內部，投降派佔了上風，一味妥協，還解除了主持戰爭的聖安納的總統職務，成立了以培尼亞為臨時總統的新政府。培尼亞上臺後，立即呼籲美國舉行和談。1848年2月2日，與美國簽訂了喪權辱國的《瓜達盧佩•伊達爾戈條約》。
美墨戰爭的結果，美國攫取了墨西哥近一半的領土，就是今天美國的加利福尼亞州、內華達州、猶他州、亞利桑那州和新墨西哥州的大部，以及科羅拉多州和懷俄明州的一部分，這不包括事先加入美國的德克薩斯州，合計約230萬平方公里。由此，兩國邊界改為從墨西哥灣海岸的里奧格蘭德河口，沿著河前進，直到它向西流入太平洋。作為“補償”，美國僅僅付給墨西哥1500萬美元。
**美國戰爭勝利導致了一場愛國熱情和西部開發浪潮。**就在《瓜達盧佩•伊達爾戈條約》簽訂9天后，加利福尼亞州就發現了大金礦，大量探險家紛紛前往加州淘金，在淘金熱的第一個10年中，他們就挖掘了價值5億美元的黃金。
反觀墨西哥，經歷了此次戰爭而大傷元氣。墨西哥在戰爭中失去了其疆域之半，此後在墨西哥始終留有對美國的仇恨，但這場戰爭也使得墨西哥國內形成了它建國（1821年）以來一直缺乏的民族主義觀。曾有一幅漫畫，它描述戰前墨西哥鷹羽毛豐滿，而戰後則乾癟枯瘦，上面寫著一句話：“傲慢的美國佬19世紀40年代在掠奪。”曾參與戰爭的美國名將格蘭特承認：“這場戰爭乃是強大民族對弱小民族所進行的最不正義的戰爭之一。”
通過美墨戰爭，美國一躍成為地跨大西洋和太平洋的大國，而且從此成為美洲的主宰。在隨後的美西戰爭（19世紀末）之後，美國終於在世界上成為了舉足輕重的強國。
一位美國政治家曾評說俄國，說擴張是俄國的生命，一旦停止擴張了，它的生存就出現了危機。美國又何嘗不是這樣呢？
過去很多人認為美國之所以強大，完全依賴於他所處的優良的地理位置，其實，如果沒有在一系列對外戰爭中取得勝利，美國很可能就是個徹頭徹尾的二流國家。
美國不是因為富裕而強大，而是由於強大而變得富有！
（三）贏得釣魚島之戰，中國走向強國之路
根據歷史經驗，如果中國贏得中日釣魚島之戰，就宣告中國成為亞太地區強國，進而向世界強國行列邁進，那時，中國不僅在亞太地區、而且在整個世界的話語權將達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在這場戰爭中，如果日本輸了，就意味著日本在亞太地區強國地位被顛覆了，將淪為二流甚至三流國家，幾十年主導亞太地區的日本就此失去話語權。進一步，對於美國來說，如果日本輸了，就等於美國輸了，同時意味著美日同盟的失敗。日本失敗那一天，就是美日同盟被顛覆那一日，作為亞洲支柱的美日同盟將告壽終正寢。
**贏得釣魚島之戰，中國海域將直達東太平洋，從而摧毀了美國精心編織的第一島鏈封鎖。**顯然，中國突破第一島鏈的首戰就應該奪取釣魚島，而且首戰必勝，以打破“有海無洋”的困局。關於這一點，筆者在《奪釣是破第一島鏈的關鍵戰役》（《中日世紀之戰》之二）中指出，爭奪釣魚島，作為世紀之戰，對於中國來說其意義在於，釣魚島是中國不能丟失的戰略高地，奪回釣魚島是中國走向深藍的關鍵一步。或許可以說，奪回釣魚島是摧毀美國圍堵中國第一島鏈的決定性戰役，中國獲勝就可順勢將美國趕出第一島鏈，自如走向東太平洋的廣闊天地。
奪回釣魚島，將是中國摧毀美國圍堵第一島鏈的決定性戰役。最近，美國智庫蘭德公司推演中美釣魚島戰，結論是：美將被趕出第一島鏈！
從這個意義上說，這是中國擊破美國“重返亞太”戰略的關鍵戰役。
**釣魚島之戰，也是兩岸統一的前哨戰，贏得釣魚島之戰，兩岸即可近身握手。**釣魚島問題中包含著臺灣問題。“釣魚島是中國臺灣的一部分”，這就是釣魚島主權的實質意義。中國對於釣魚島的主權要求，實際上是說明“臺灣也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從甲午戰爭失敗丟失臺灣、澎湖等島嶼起，釣魚島就成為一個歷史問題延續至今。二戰後，釣魚島本應該隨著臺灣的迴歸而自然迴歸，但由於美國從中作梗，使得釣魚島作為一個歷史問題被懸了起來。因此，釣魚島的價值在於對臺灣主權的“暗示性”。如果中國奪取了釣魚島，就直接與臺灣問題連在了一起，臺灣歸屬問題就自然而然隨之提到議事日程上來，“統一”將成為不可迴避的政治話題。
**贏得釣魚島之戰，中日東海劃界問題將迎刃而解，中國東海海疆將直抵琉球群島海域。**釣魚島問題與中日東海劃界問題緊密聯繫而難以分割開來。誰都知道，在東海劃界問題上，中日之間存在著難以糅合的原則性分歧。中國堅持主張，東海大陸架要自然延伸到沖繩海槽，也就是從中國領海基線量起超過200海里；而日方則要求要以地理上的“中間線”為依據在東海劃界。按照常識，誰成為釣魚島之戰的贏家，誰在東海劃界問題上就用了絕主導性話語權。如果中國戰勝日本，中國就可逼迫日本讓步，認可中國關於東海劃界的主張。中國不僅可以以釣魚島為基點，劃定12海里的領海、24海里的毗連區和200海里的專屬經濟區和大陸架，還可以主張不超過350海里的外大陸架。有專家認為，對於中國東海劃界而言，釣魚島及其附近海域的主權所起的作用，無異於“四兩撥千金”。
不僅如此，中國贏得釣魚島之戰，將為解決中國海洋主權紛爭寫下歷史範篇，為解決南海問題提供一把鑰匙。
贏得釣魚島之戰，還將大大激發中國人民的愛國熱情，掀起開發海洋資源的浪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