厲以寧：拖延改革將付出更慘代價

經濟學界泰斗、北京大學教授、新總理李克強恩師厲以寧在《如何實現我們的“中國夢”》一文中分析稱，實現“中國夢”離不開改革的深化，而由於產權不明晰，中國缺乏真正的市場主體，這成為改革的嚴重障礙、發展的巨大阻力。厲以寧建議要建立完善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並告誡改革必須繼續推進，絕對不能半途而廢，中途停頓下來，否則可能前功盡棄。拖延，只能使改革為此付出的代價更大、更沉重。

厲以寧說道，最近一段時間，在北京大學校園裡，尤其是在我上課的課前、課間休息和下課以後，我常被學生圍住，我對圍在我身邊的學生說：“你們有什麼樣的‘中國夢’”？他們都笑了，搶著回答我：“希望中國國家富強，人民幸福！”這確實是一個多世紀以來絕大多數中國人的願望。有些學生的回答有些不同，比如說，“希望大學畢業先找工作容易些，現在找工作越來越難了。”還有，“如果總是藍天白雲，青山常綠，河水長青，沒有霧霾，那該多好啊！”更有的學生家裡住在農村，這麼說：“城鄉一體化什麼時候能實現？越快越好！”

厲以寧說，看來，學生們把改革看得很重，認為不深化改革，不從抓緊改革著手，他們的“夢”是很難實現的。這就是希望所在，也就是振興中國經濟的動力的源泉。

厲以寧指出，實現各自的“中國夢”，都離不開改革的深化。要知道，世界上每一個國家，不管是已經工業化的國家，還是正在走向工業化的國家，都曾經經歷過或正在經歷經濟轉型的階段，這是指社會經濟都需要從傳統的農業社會模式轉向近代或現代的工業社會模式。可以把一個公家從傳統的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的轉型稱作發展轉型。

然而，中國面臨的並非只是發展轉型。中國從1979年改革開放以後，所面臨的是雙重轉型，即一方面要擺脫計劃經濟體制的束縛，以市場經濟體制代替計劃經濟體制，這就是體制轉型，另一方面則要從傳統的農業社會轉向工業社會，使中國成長為一個現代化的國家，這就是發展轉型。體制轉型與發展轉型重疊在一起，而且重點是體制轉型，即從計劃經濟體制過渡到市場經濟體制為主，否則無論農村還是城市、農業還是工業都寸步難行。中國正是這樣一個雙重轉型任務交織在一起的發展中國家。中國經濟轉型的過程是不同於世界上其他發展中國家的。中國雙重轉型的艱難，也是史無前例的。

厲以寧認為，20世紀80年代，對中國來說之所以是一個探索的年代，一個“摸著石頭過河”的年代，是完全可以理解的。這種情況一直延續到20世紀90年代，甚至延續到21世紀初，也在情理之中。

他說，中國終於闖過來了。中國創出了自己的獨特道路：中國道路。中國在雙重轉型過程中，始終把產權改革放在改革的首位。這是因為‘在計劃經濟體制下’產權模糊不清，投資主體不確定，投資方的權利和責任不清晰，也就是說，中國缺乏真正的市場主體，從而成為改革的嚴重障礙、發展的巨大阻力。不僅國有企業和集體所有制企業如此，甚至連農民也這樣，農民沒有產權，更談不到有財產性收入。因此，中國的體制轉型和發展轉型，既然以體制轉型為主，那就不可避免的要以產權改革為突破口。20世紀90年代起，直到21世紀初，中國必然先抓緊國有企業的股份制改革，重新構造社會主義的微觀經濟架構，讓國有企業、集體所有制企業成為真正的市場主體。這才開創了走向市場經濟的新局面。而農村的產權改革，則主要從21世紀初展開，先是集體林權制度改革，林權證頒發到戶，林區農民的積極性大大調動起來了。接著，農區的土地確權也在試點地區陸續展開。這是農村新一輪改革的開始。經過土地確權，農民有了承包地使用權、宅基地使用權和宅基地上自建房屋的房產權，並都相應的有了權證。

厲以寧認為，這是產權改革在農村的推動，它既保障了農民的合法權益，又促進了農村的土地轉移，還使農民獲得了財產性收入。可見，在中國的雙重轉型過程中，產權改革確實是最重要的改革措施，因為只有這樣，才調動了民間蘊藏的極大積極性，才重新塑造了社會主義的微觀經濟基礎。

他指出，從1979年到現在，中國的雙重轉型已經取得了很大的成績，但我們應當認識到，這一切都只是階段性的成果，還不能認為我們已經實現了目標模式，更不能認為我們已經圓了“中國夢”。“中國夢”將一直鞭策我們繼續努力，繼續前進。我們的目標是明確的：從體制轉型方面說，我們要建立完善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從發展轉型方面說，我們的目標是要實現工業化、信息化、農業現代化、城鎮化，簡歷現代化社會，使全國人民走向富強，使和諧社會得以實現。在我們面前，還有一系列改革正等待我們去完成。這裡包括：收入分配製度改革、國有資本配置體制改革、財稅體制改革、金融體制改革、資源產品價格形成機制改革、匯率形成機制改革、與城鎮化相適應的管理體質改革、城鄉社會保障一體化改革、教育資源均衡配置體制改革、科技管理和激勵體制改革等等。沒有上述這些改革，“中國夢”是難以實現的。

厲以寧強調改革必須繼續推進。氣可鼓而不可洩，改革絕對不能半途而廢，中途停頓下來，可能前功盡棄。改革的道路上，必須知難而進。拖延，只能使改革為此付出的代價更大、更沉重。

他說，還應當瞭解，中國經濟雙重轉型的過程中，我們所遇到的許多難題決不是靠政府的宏觀調控所能解決的。舉一個例子：現在已經出現了“社會階層凝固化”現象。跟改革開放初期相比，那是的大學畢業生的社會流通渠道是比較通暢的。無論是社會水平流動還是社會垂直流動，靠求職者個人的努力，往往可以找到比較適合的工作。到了現階段，大學畢業生的社會水平流動、尤其是社會垂直流動越來越困難了。不能埋怨這是大學生擴招所帶來的結果。一個有13億人口的發展中國家每年有六、七百萬大學畢業生，算什麼困難？不少單位一方面感到工作崗位人手不夠，另一方面又感到人浮於事。這是為什麼？這不是結構失調造成的又是什麼原因？這種情況要通過結構調整和雙重轉型才能解決，僅靠宏觀經濟調控是解決不了的結構調整問題的。

厲以寧指出，改革已經進行到攻堅階段。“摸著石頭過河”這一形象化的比喻，在20世紀80-90年代是適用的，因為體制轉型和發展轉型的疊加，沒有前例可援，我們必須在探索中前進。但改革在現階段已經步入了深水區。水深了，撫著身子摸不著石頭了，怎麼繼續前進？假定河底的石頭分佈不均勻，摸著摸著，又摸回來了，又該怎麼辦？所以一定要通盤考慮，統籌安排。改革領導者要站的高，看得遠，想的深，要有戰略家的眼光、膽識和魄力。這就是當前不少人正在談論的頂層設計。試點仍然是必不可少的。但有些改革不能試點，比如價格改革、利率改革、匯率改革等，因為某個地區先試行通過資金的流動會影響全局。像這樣的改革決策定了，就迅速在全國範圍內推行。重要的是要從整體上考慮，要有戰略眼光。

他說，“中國夢”是億萬中國人的美好願望，也是他們願意為之艱辛勞動、忘我拼搏的實踐行動。沒有這種願望，不會產生與此相應的實踐行動；而沒有相應的實踐行為，“中國夢”是無法成為事實的。願望促進實踐，實踐完成了多年的願望。儘管“中國夢”的實現將是一個漫長的過程，而且必定是分階段實現的，但只要大家齊心協力朝這個目標走去，沒有任何力量能阻止我們前進的步伐，也沒有任何困難可以難倒我們，阻礙我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