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個故事告訴你如何解香港亂局？

香港動亂從最初的示威逐漸演變成暴力衝突，而且愈演愈烈，暴力活動範圍越來越大，暴力級別越來越高，直至出現恐怖主義行為。香港正面臨迴歸以來最嚴峻的局面。

香港這個亂局局怎麼解？

這裡向大家講述四個（與港亂無關）故事，從中找到類似因由，或許可以給我們一些啟示：

（一）印度因謠言而起的群體殺人案

2018年，印度因社交媒體WhatsApp關於“拐賣兒童”的謠言而引發連續的暴民殺人案震驚世界。

7月13日，印度一名工程師和兩名朋友在路過卡納塔克邦的比德爾縣時，向當地兒童發放巧克力，有村民懷疑他們拐賣兒童，由此引起全村人的注意，一致認同該村民的懷疑指向。於是，村民將他們的照片發到網上，引爆網絡。與此同時，這幾人被當地數百暴民處以私刑，工程師被生生打死，兩名朋友受重傷。

此前，因為同樣的WhatsApp謠言，印度各地接連發生了十餘起暴民殺人案，印度的暴民私刑數量正以驚人的速度增長。

德國之聲電臺網站稱，這些暴行致死“都是假新聞惹的禍”。然而，假新聞只是“悲劇”的由頭，真正令人心驚的是“暴民私刑”。《紐約時報》稱去年是“印度的暴民私刑年”。

這裡揭露了兩個問題：

**一個是社交媒體漫天謠言、假消息，這些謠言或假消息被無限擴散，激發人們的想象和疑慮，從而導致群體一致認知，引發群體暴力。**上面的事件表明，這些被害的人一旦被懷疑拐賣兒童，暴民就號召起大批人實施私刑，將人毆打致死，這些人都成為施暴的共犯。

**同樣的問題在港亂時也是一個普遍現象。所有上街示威者都是通過社交媒體動員起來，這其中“反送中”的謠言和假消息也是滿天飛，引起群體疑慮，形成一致認知，在共同情緒支配下，盲目卻一致地採取了暴力行動。**如對大陸記者、甚至只要是大陸人，存懷疑、排斥心理，一旦有人煽動，就會瞬間爆發，發生群體性暴力行動。

**第二個是，缺乏法治，導致無約制的暴力行為，形成群體暴力或多數人暴力。**印度暴民私刑普遍發生，究其原因，在於各地執法機構（警察、法院）不把它當回事，要麼根本不管，要麼睜隻眼、閉隻眼，從而導致施暴者肆無忌憚。所謂無法無天！

最先提出“群體暴力”或“多數人暴力”概念的是法國人托克維爾，他提出了兩個方法防止多數人的暴政：（1）在多數人權威與個體公民或者少數人之間建立一個緩衝地帶。這個緩衝地帶由無數的公務員和法官構成，使得多數人不可能真正有能力傷害到少數人；（2）通過司法權威防止民主暴政。盧梭認為民眾會被矇蔽，所以眾意不可靠。托克維爾讚賞美國的司法權威，他說：“美國人賦予法學家的權威和任其對政府施加的影響，是美國今天防止民主偏離正軌的最堅強壁壘。”

香港的嚴重問題之一，就是公務員和法官不僅不作為，甚至亂作為，不僅公務員支持群體上街、甚至自己上街，法官更成為暴力活動的縱容者，以至於出現一個怪現象：“警察抓、法官放”暴力分子。由此，阻擋群體暴力的緩衝地帶沒有了，法治的最後一道屏障失守了，香港暴力不斷升級就成為趨勢。

深層次原因，並非特區政府管理構架或法制構架不健全，而在於公務員、法官的外籍或雙重國籍身份形成的身份認同，從而造成國家認同的逆反，以至於在一切有關香港“一國”與“兩制”、主權與“自治”等重要問題上，與國家唱反調，對維護國家主權、安全和香港社會穩定等重大問題上，不作為、甚至反其道而行之，讓香港法治形同虛設。這才是最大的問題。

托克維爾在《論美國的民主》中指出，“我最挑剔於美國所建立的民主政府的，並不像大多數的歐洲人所指責的那樣在於它的軟弱無力，而是恰恰相反，在於它擁有不可抗拒的力量。”

香港的問題恰巧出在公務員、法官因身份認同導致的偏見和法治“軟弱無力”，造成“民主偏離正軌”！

解決香港問題，是不是首先要解決港人的“身份認同”問題？公務員是不是要宣誓放棄外國國籍，效忠中華人民共和國？外籍人士是不是應該退出香港司法機構，法官是不是必須由唯一中國（香港）身份的人士擔任（雙重國籍也不行）？

在此基礎上，重建香港法治，讓分裂國家主權、危害國家安全和香港社會穩定的一切犯罪分子無處可逃！

（二）行為藝術家嘗試把權力交給觀眾而被群體施暴

“行為藝術之母”瑪麗娜·阿布拉莫維奇（Marina Abramovic)曾進行了一次最為驚險的行為表演《節奏0》。這是她於1974年在意大利那不勒斯表演的“節奏系列”終結作品。她第一次嘗試和現場觀眾的互動效應，讓觀眾成為她作品的一部分。瑪麗娜面向著觀眾站在桌子前，桌子上有72種道具(包括槍、子彈、菜刀、鞭子等危險物品)，觀眾可以使用任何一件物品，對她做任何他們想做的事。由於作品有不可預測的危險性，所以，瑪麗娜承諾承擔行為藝術表演過程中的全部責任。

她被刺得渾身是傷

在場的觀眾們，最初只是好奇的試探，有人用口紅在她的臉上亂塗亂畫，也有人幫她沖洗……可隨著劇情的發展，人們發現無論如何擺佈，阿布拉莫維奇都不作任何反擊。在意識到自己可以所欲為後，眾目睽睽之下，有人剪開了她的衣服，然後往她身上吐痰，有人撫摸她的胸部猥褻她的下體，有人把玫瑰花上的倒刺粗暴地紮在了她的身體，玫瑰花刺劃破了那雪白細膩的肌膚，鮮血流了出來，刺眼的鮮血並不能喚醒施害者的慈愛之心，反而激發了他們更陰暗的一面，人們變得越來越瘋狂，越來越下流，越來越邪惡，有人給她的裸體拍照並把照片塞進她的手裡，有人用鐐銬捆綁瑪麗娜，有人甚至拿起桌上的刀子，在瑪麗娜的皮膚上劃出一道道傷口，還有人割破她的脖子喝她的血。

她被人捆綁推倒在地

這一切都昭示著一場獸行的狂歡！大部分圍觀者，雖然覺得玩得有些過了，但他們並不出聲，只是皺著眉頭看著……旁觀者中還有人在獰笑。

直到有一個人用上了膛的手槍頂住了她的頭部，最終被群眾阻止。行兇者竟然恬不知恥地說：她簽了法律文件，她是自願的。

這次的行為藝術持續了6個小時，在被人施暴的過程中，阿布拉莫維奇內心充滿了恐懼，淚水刷刷地流，但她始終沒有做出身體上的反應。“表演”結束後，她站起身來走向人群，所有的人擔心遭到報復，作鳥獸散。阿布拉莫維奇哭著說：“這次經歷讓我發現，一旦你把決定權交給公眾，離喪命也就不遠了。”

這個案例暴露了人性的惡，人性的醜陋一面。人性善的限度是我們所能預見的：關愛、寬容、幫助、信任等等，而人性惡的程度，卻是善良的人所完全無法想象的深淵……

同樣，在各國發生的街頭政治運動中，一旦公眾不受限制，有了無法無天、可以為所欲為的權力，那種潛藏在人們內心深處的邪惡之潘多拉魔盒就被打開。這就是為什麼香港會出現激進示威者暴力攻擊警察、暴力衝擊和打砸立法會、暴力衝擊港澳辦、塗汙國徽……以及在機場暴力攻擊無辜旅客和記者的行為？

這就是暴民政治，跟第一個故事一樣，是“多數人暴力”或“群體暴力”！

問題也跟第一個故事一樣，沒有規矩的約束，沒有設立安全藩籬，就會觸發惡行發生。

香港之亂也一樣。如上所述，香港存在的司法怪象：警察左手抓了暴動分子，法官右手再把人放掉。第一個惡例出現，沒有被制止，就為接二連三的惡例產生示範效應。

6月27日，在包圍警總的示威中，警方以涉嫌襲警罪拘捕楊逸朗。隨後，楊逸朗獲警方無條件釋放，在被捕踢保後兩天，他便潛逃到臺灣。

7月14日，警方帶走咬斷警察手指的暴徒杜啟華，但法院很快允許一萬元保釋。

7月21日，暴徒衝擊香港中聯辦大樓，狂徒投擲油漆彈、雞蛋塗汙莊嚴國徽。警方26日拘捕一名馮姓男子，他涉犯三宗罪被扣查，28日獲准保釋。

7月28日上環示威後，警方清場拘捕49人，有44人被控暴動罪。2019年7月31日，東區裁判法院外，所有被告獲准保釋。

8月1日，香港警方在沙田火炭搜捕一個疑似示威者的“物資倉”，拘捕七男一女，被捕人士當中包括前民族黨召集人陳浩天。據香港媒體報道，陳浩天被扣留約43小時後於8月4日獲准保釋。

8月3日，旺角遊行中發生警民衝突，有13人被控非法集結罪、未能出示身份證及阻礙警員執行職務等罪，13人全部獲准保釋。

8月6日，在香港元朗被抓的廢青“美國隊長”、25歲汽車銷售顧問翁偉成也被保釋了。

全港“三罷”當晚，一名49歲男子涉阻擋警員被控一項阻礙公職人員罪，已獲准保釋。

8月15日，非法“佔中”發起人戴耀廷被高等法院批准以10萬港幣保釋。

8月17日，5名侮辱中國國旗被拘捕嫌犯，其中3人獲得保釋，1人則無條件釋放。

…………不一而足。

法官難道可以對危害國家、社會、人身安全的暴力分子網開一面？！

**當外籍法官動手毀掉了香港法治的最後一道屏障，讓施暴者能夠輕易逃避法律的懲罰，必然引爆大規模群體暴力活動。**而參與“群體暴力”活動的人，有的已被釋放立馬又參與到暴亂之中；有的則手持外國護照，一看勢頭不對，分分鐘逃離香港。最近不斷爆出鼓動、組織香港暴亂的首要分子，鬧事後就跑到美國頂級名校讀書。這個樣子，自然引起群體效仿，施暴者肆無忌憚，導致暴力活動範圍越來越大，暴力級別越來越高，直至出現恐怖主義行為。

新加坡國立大學教授鄭永年說得好：道理是很簡單的，如果你知道自己殺了人可以隨便跑掉，你殺人就沒有顧忌；如果你知道自己殺了人要負責，才可能變得理性、剋制自己的行為。

瑪麗娜的故事告訴我們，解決香港問題首先要解決法治基礎。目前最為迫切的是，不要讓“警隊抓、法官放”的現象再次出現。

從長遠看，最重要的是要解決作為主權重要部分的司法權的迴歸，牢牢掌握全國人大對基本法的解釋權，最高人民法院對執行基本法的釋法權、以及對香港終審法院的管轄權，對涉及國家主權、安全、“一國兩制”、基本法、香港社會穩定等重大事項之終審權力，必須收歸最高人民法院。

同時，**香港終審法院、高等法院法官不能由外國籍人士擔任，只能由擁有唯一中國（香港）國籍人士擔任。**其任命程序由原來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任命，調整為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提名，報全國人大常委會批准任命。

（三）第一個砸破車窗的人之示範效應

美國斯坦福大學心理學家菲利普·津巴多曾進行了一項實驗。他找來兩輛一模一樣的汽車，把其中一輛車的車牌拆掉，打開頂棚，遺棄在紐約貧民社區的街頭；另一輛完好無損的停放在中產階層的社區。

很快（不到10分鐘），有路人砸破停在貧民社區的那輛車的玻璃窗，進行偷竊，把電池、散熱器等值錢的東西拆下來帶走。再接著，有人刮花車身……下輪胎。三天之後，車子變成一堆廢鐵，連小孩都去糟蹋。

而停在中產階層社區的那輛車一直完好無損。是因為社區不同，人的素質不同嗎？

回答是否定的！

一週後，研究人員敲碎了停在中產階層社區的那輛車的玻璃窗，僅僅幾小時，車子便遭遇了同樣的厄運。

問題是顯而易見的，第一個人砸破車窗後，沒有得到制止，第二個、第三個……就會群起效尤，愈演愈烈，形成群體犯罪，由此挑戰法律的底線。

如果反過來呢？劇情一定會翻轉：第一個人砸破車窗後，不僅被制止，而且被指控而受到法律懲罰，就沒有後來者了。司法立威，誰敢挑戰？！

有人說，把人類退化成動物，只需要滿足兩個條件：作惡沒有被制止；進一步，周圍的人都在作惡-群體作惡。

目前香港的暴亂難道不是這樣嗎？一開始鬧事，就故意製造障礙，癱瘓交通，但沒有被制止；第一次襲警的施暴者也沒有被法律指控，或者被抓又立即被放出來，反而一旦警察行為有瑕疵則可能遭受重判。如此惡例一開，誰還害怕鬧事，暴力活動自然愈演愈烈，不斷升級……最終發展到針對平民的暴力攻擊。

回放2014年“佔中”動亂，7名警員因執法被指控判刑，而襲警的施暴者曾健超僅被判被判監5周。法官開創了第一次惡例，就如第一個砸破“香港這輛車”的玻璃，打開了犯罪之門，形成了群體作惡、群體暴力。

執法者寬容施暴者，無異於縱容施暴者，讓施暴者敢於冒天下之大不韙，去挑戰法律的底線！

香港法治的第一個教訓，就是沒有對“第一個砸窗的人”依法實施懲罰，沒有讓施暴者明白，他們將要為施暴付出代價，結果造成群體效尤的多數暴力！

如果不能在第一時間，對最初的犯罪實施懲罰，很容易演變成群體犯罪。如果香港執法者不能清醒地認識到這一點，未來也無法制止動亂。

（四）亞歷山大快刀斬“格爾迪奧斯繩結”

馬其頓國王的王子亞歷山大在公元前333年侵入波斯領地阿拉伯半島，並佔領了曾經輝煌一時的古代倫帝那王國的首都格爾迪奧恩。在首都的街道中心有供奉天空之神宙斯的神殿，神殿中擺放有一輛古老的戰車。在這輛戰車上有當時十分著名的“格爾迪奧斯繩結”（Gordian Knot），這是一個很多技藝高超的挑戰者都沒有解開的繩結。當地流傳著這樣一個傳說：“解開這個繩結的人就會成為亞細亞之王。”

亞歷山大造訪了這座神殿，觀察了這個複雜糾纏的繩結。他當機立斷，拔出寶劍說道：“用我亞歷山大的方式吧！“一劍就將繩結砍為兩斷。亞歷山大認為命運要靠自己的手來掌握，對於不斷出現的考驗應該用自己的方法去解決。

對亞歷山大來說，他的劍就是打開世界之門的鑰匙。在這裡，亞歷山大不被傳統思維束縛，而是大膽地摒棄了常規的、死板的傳統規則，用快刀斬亂麻的行動徹底解開了繩結。從此，“格爾迪奧斯之結”成了一段著名的逸聞。亞歷山大終於成了統治自中東至西亞全域的帝王。

香港今天的亂局，看起來也是一個難以解開的“繩結”。特區政府乃至於中央政府一味的妥協退讓，動亂分子則得寸進尺，港府撤回修例，他們又增加四項要求，現在港府除了立法會議員和特首“雙普選”不能自作主張外，都一一回應：事實上軟化了對這場動亂的定性、被捕示威者被法官一一釋放、甚至同意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如此，則特區政府全線潰敗，實質上是中央權威、“一國兩制”底線被擊垮。

**港亂之所以拖延至今未能平息事態，反而使問題越來越大，越來越複雜，就在於投鼠忌器，沒有在第一時間快刀斬亂麻。**現在，香港已經形成群體暴力之勢，已經退無可退。

如果羈絆太多，就要及時斬斷，不要搞成“剪不斷，理還亂”的糾纏局面！

新華裔以為，我們要有亞歷山大的氣魄，當機立斷，快刀斬亂麻，儘快平息這場暴亂！時不我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