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英廉政公署的神秘使命：港督東廠、特務內控

在人們的印象或認知裡，香港廉政公署以反貪腐聞名，令腐敗分子聞風喪膽，反貪模式為全球反貪機構所效仿。

實際上，這只是它的外表。撕開它的偽裝，其背後隱藏著鮮為人知的另一面：一個神秘的紀律部隊（港英時期，將警察、安保、廉政公署統稱為“紀律部隊”），一個隱秘的特工組織，一個港英政府的兇惡鷹犬。其權力無限大！

在最近爆發的暴亂活動中，突然爆出一個驚人消息：廉政公署主動調查所謂“元朗七二一襲擊市民事件”，並決定成立專責小組跟進，調查方向主要是警務人員有否涉及公職人員行為失當。香港民主黨議員林卓廷說，有強烈證據顯示，香港警方未盡責保護乘客，嚴重背離職守，廉政公署有適當的權力及角色就事件展開調查。

顯然，廉政公署超出其職權範圍，或者它本身的職權沒有限制。實際上，廉政公署自成立以來，就不是一個單純的“反貪”機構，而是直接對港督負責的管控港府公務員（包括警察），並擴大到社團、商界、學界的等多層面的紀律部隊，其執法權力極大，管控範圍無邊際。

**從廉政公署成立時起，其組成人員就不隸屬政府公務員架構，而是獨立於政府構架之上的特殊權力機構。其最初組建，就受英國軍情五處直屬的間諜機構港警政治部掌控，由港警政治部抽調官員，加上港督派遣官員組成。**其負責人是具有多年情報經驗的港警政治部高管，例如行動處負責人彭定國爵士就是前港警政治部的主管。

廉政公署形式上是針對當時警界貪腐成風而設立，實際上還有另一層職能，一種不能對外明說的任務，即通過打擊警界貪腐而控制警界，包括香港警務處和安保部門。為了實現後一目標，在由港警政治部牽頭設立廉政公署的同時，港警政治部也向警務處、保安部派出高管，實施掌控。

港警政治部同時滲透、掌控這三個機構，是基於1967年爆發的香港“五月風暴”和“六七左派暴動”的局勢。港英政治部作為間諜與特工機構，在平息這場暴動及後續清理“左派”的活動中起到了關鍵作用。此事件給港英政府敲響了警鐘，引起英國及港督的高度重視，在港督和英國軍情五處的直接領導下，港警政治部的職能發生了重要變化，即由過去主要從事情報，轉變到同時滲透、管控港英政府敏感部門，對所有公務員（包括警察）實施監控的特工活動。

**這一轉變發生在70年代初期。1970年代開始，港警政治部成為港警高官的搖籃，控制著香港警察機構、保安部，並滲透到權力極大的廉政公署，實質掌控著廉政公署。**當時，港警政治部開始轉型，變得更為專注內部安保業務，專門成立保安部(Security Branch)，負責警隊內部和重要政府部門內部的安保工作，並防止敵對國家特工的滲透。

促使廉政公署成立的直接事件是葛柏總警司貪汙案。葛柏（Peter Fitzroy Godber），英國人，曾任皇家香港警隊外籍總警司，涉嫌貪汙。以葛柏所擁有的權力與地位，除非港督親自出面才可能查處。在時任港督麥理浩的指示下，時任警務處處長薛畿輔親自主持調查葛柏案。但葛柏潛逃往英國，引起香港社會的譁然，積聚已久的民怨爆發，發起“反貪汙、捉葛柏”的大遊行，要求港英政府緝捕葛柏歸案。1973年10月，麥理浩在《施政報告》中提出要成立一個向港督本人負責、並獨立於警隊的反貪機構，終促成廉政公署在1974年2月17日成立。

香港廉政公署（Independent Commission Against Corruption，縮寫ICAC），原稱“總督特派廉政專員公署”，從成立時起，就是一個與所有的政府機關相脫離的獨立的執法機構兼紀律部隊，由專員、副專員及其他委任人員組成，職員1200多人。

**廉政公署在港督的直接領導下，擁有絕對的權力。**它依靠此絕對權力，的確在反貪腐上取得成績。廉政公署名義上打擊貪腐，這個故事聽起來很美。在港英政府和媒體大肆渲染下，廉署給外界正面而良好的評價，正因為如此而很好地掩蓋了其真正目的。

港英時期的廉政公署一直以來的重中之重，就是查處警界“違法”，產生寒蟬效應，從而確立之對於警界的絕對權威。

從廉政公署的歷史背景看，它從一開始就被港警政治部滲透、掌控，成為一個準特工組織。

首任廉署專員姬達

實際上，**這是一個具有內控職能的特務機構。它只對香港最高領導-港督負責，擁有猶如包公龍頭鍘的權力和錦衣衛東廠的手段。**當時創辦人-首任廉政專員姬達（英國人）出身於英國皇家空軍，他在廉署的左右手就是英國軍情局間諜，也是公開的秘密。他也是香港政府應對1967年暴動的核心決策人物。

廉政公署創始成員及高管主要由港警政治部抽調官員，加上港督派遣官員組成，如行動處負責人彭定國爵士就是前港警政治部的主管。其成立不久，就從英國聘請了一批資深警務人員，不乏間諜參與其中。

港英時期，先後7任廉政專員，都清一色的英國本土出生，出身於英國皇家部隊，或任職港英警務處，或主管香港保安事務。而這兩個機構同樣為港警政治部所控制。

比如，第2任廉政公署專員陸鼎堂（Donald Luddington），出身於英國皇家陸軍，在1949年2月，以官學生（今政務官）身份到香港政府供職，展開其殖民地生涯。他先後任職理民官、華民政務司署、警務處、輔政司署、工商署等部門，期間服役於皇家香港防衛軍，1960年11月晉升為防衛司兼首席助理輔政司，主管香港保安事務。1973年至1976年，調任任英屬西太平洋高級專員及所羅門群島總督；1977年調返香港，出任公務員敘用委員會主席；1978年接替姬達為第2任廉政專員。

第4任廉政專員班乃信（Geoffrey Thomas Barnes），出身於女皇直屬皇家西根德軍團，1970年4月加入香港政府，任職於皇家香港警務處，出任副保安司，後晉升為首長級乙級政務官，1981年班乃信以署理保安司身份，首次出席立法局會議，1985年至1988年出任總督特派廉政專員，離職後改任保安司兼立法局官守議員，而保安部門正是間諜機構港警政治部下轄機構。

第5任廉政專員謝法新（David Gregory Jeaffreson），謝法新，出身英國皇家陸軍CBE，JP，1961年到香港出任政務主任，1982年11月至1988年2月改任保安司，卸任前曾署任布政司，期間同時出任立法局官守議員。

**香港迴歸前夕，港英當局撤銷原情報機構-港警政治部，將原政治部人員安插到香港政府各部門和公共機構，其中不少人進入了廉政公署。**在原政治部特工操控下，在後過渡期中英就香港問題展開錯綜複雜角力之時，廉署積極配合港英當時的政策，“在幕後協助末代港督彭定康做了許多壞事，更成為港英當局抗拒平穩過渡、打壓愛國愛港人士的政治工具”。

事實上，港英政治部的一些人員和線人在迴歸前已秘密轉移至廉署工作，成為英方一些重要的潛伏棋子，在關鍵時刻，發揮關鍵作用。迴歸後英國人離開，留下的還不僅是政治部經過訓練的人員。港警政治部作為一個整體，早已於37年前消散在這座城市的車水馬龍間，但他的觸角，早已經伸向香港警察機構、香港廉政公署……還有數不清的政府部門，一直在中英情報對壘的第一線悄無聲息地發揮作用。

嶺南大學公共管治研究部主任李彭廣曾通過研究英國解密檔案，撰寫《管治香港》一書，揭開了殖民地時代香港管治的部分神秘面紗。在查閱解密檔案中李彭廣瞭解到，英治時代，政府機構內部會有安全系統監察內部人員，“另外就是秘書，港英時代，所有的機要秘書都是英國來的，一些重要部門都要自己信得過的人”。港英時代，最敏感的是屬於情報部門的“政治部”。李彭廣在解密的1973年檔案中看到，香港政府最高層的600個職位需經過最嚴密的背景和保安審查，其中三分之二，即400個是警察部門職位，“我估算，起碼有300人屬於政治部”。

據香港媒體《亞洲週刊》曾刊發的一篇報道，在一份北京關於香港問題的報告中曾提到，**“廉署在迴歸前是彭定康操控的準特務機構”，“屬於香港權力最大、工作性質最為特殊的執法機構。由於這個機構的工作方式和偵查手段都非常獨特，屬於最核心的部門，因而一直受到港英當局嚴密控制並安插大批身份特殊的人士進入”。**此文還提到，英國的情報刺探工作也使北京憂慮，廉署作為“特區最鋒利的刀把子”，正刺向特區政府，甚至會刺向中聯辦和北京的駐港機構。

報道指出，**廉署這個“準特務機構”內部被英國人滲透，在內部監控機密通信，對一些案件在重要時刻向傳媒“爆料”，並影響調查方向。**報道指它近年所調查的案件中，不少具有強烈的政治動機。“廉署在迴歸前是彭定康操控的準特務機構”，“屬於香港權力最大、工作性質最為特殊的執法機構。由於這個機構的工作方式和偵查手段都非常獨特，屬於最核心的部門，因而一直受到港英當局嚴密控制並安插大批身份特殊的人士進入”。這也使北京憂慮，廉署作為“特區最鋒利的刀把子”，正刺向特區政府，甚至會刺向中聯辦和北京的駐港機構。

有研究報告指，**監查廉署運作的多個委員會負責人大多都由傳統親英人士擔任。**並舉例：“審查貪汙舉報諮詢委員會擁有監察廉署正在調查重要案件的大權，而現任施祖祥，以前就是末代港督彭定康的私人秘書，其政治傾向和與英方的密切程度可見一斑。施祖祥獲得最多傳媒鎂光燈聚焦的日子，便是1991年出任憲制事務司，為末代港督彭定康奔走香港與北京間，與中方官員唇槍舌劍談判香港政制改革問題；期間，港澳辦前主任魯平更曾點名批評他。該委員會還包括了香港中電集團總裁包立賢、史樂夫等外籍人士，由他們來決定廉署是否結束某個案件的調查大權，這顯然是非常不妥當的。

香港迴歸後，按照《基本法》和一國兩制的原則，除了原先英籍的廉專員外，其餘1300多名廉政人員基本是原班人馬直接過渡進入特區政府。當時，出於大局的考慮，一直未對廉署進行適當而必要的清理，因而未能實際掌控這把‘特區最鋒利的刀把子。因此，廉署中上層負責人基本上是在迴歸前進入廉署的，其真實身份以及政治傾向如何，大都難以調查清楚。

香港迴歸後，受到外部勢力操控的廉署掌握實權人士，就利用中方的剋制及忍讓，在迴歸之後依然沒有調整其政治立場，沒有按照成立的初衷，集中打擊和防止政府公務員和公營機構以權謀私及貪汙行為，反而是把刀鋒主要指向了私人機構的所謂貪汙行為上，甚至有意無意地採取了雙重的執法標準：對反對派人士很明顯的違法行為，如民主黨的立法會議員涂謹申以公款租用自己物業，以權謀私的行為，他們就輕輕放過，甚至不顧強烈的輿論和社會反應，拒不立案調查；相反，對愛國愛港人士在社會生活或營商過程中出現的瑕疵，就重錘出擊，抓住不放，採用各種特殊手段收集證據，非要弄到起訴不可。雖然廉政專員由中央任命，但是他們實際上掌控不了廉署。

2013年5月27日，鳳凰新聞綜合報道說，北京一份《關於香港廉政公署目前存在問題》研究報告（下稱報告）指出，廉署中上層被英國人滲透，內部通信遭監控，專員權力被架空，無從掌控運作。廉署近年一些案件具強烈政治動機，如麥齊光案和湯顯明案。英國人慾藉湯案阻止香港和內地融合，讓“特區最鋒利的刀把子，插向港府與中聯辦”。

報告提到，廉署屬香港極機密機構，廉政專員屬於這機構的最高領導，但卻有人可以知道他的通訊秘密和隱私。據香港媒體報道：獲“可靠消息”指出，廉署去年（2012年）決定調查前特首曾蔭權涉嫌貪腐的翌日（2月28日），中聯辦警務聯絡部部長謝小青曾致電廉署，並於當晚邀約時任廉政專員湯顯明。報料人試圖將曾蔭權、湯顯明、中聯辦串在一起潑以髒水，卻沒有任何實質內容。爆料人是誰？廉政專員和什麼人通電話，此人又怎麼知道？究竟是廉政專員的電話被人竊聽，還是廉政專員相信了不該相信的人？

廉政專員權力往往被下屬架空。報告舉出一個例子：擔任廉政專員長達5年多的湯顯明，對廉署實際運作也無從掌控。2011年3月18日下午，香港練馬師簡炳墀因涉嫌賄選而被廉署拘捕，而當天上午，湯顯明還和簡一起打高爾夫球。事後，他非常尷尬，在廉署開會時責問下屬為什麼不提前告知，讓廉署最高領導人和一個即將被廉署逮捕的疑犯在一起打球，但廉署有關人員敷衍了事，湯對此無可奈何。

現任特首梁振英剛上任，廉署內部也在麥齊光事件中扮演微妙角色。報告以麥齊光事件為例，指廉署“閃電式”調查與拘捕麥齊光，根本沒有向梁報告，只是在拘捕半小時前通知了梁振英，令梁措手不及。政務司長林鄭月娥也因不瞭解案情而在之前為麥政治擔保，造成政治上極大的被動。

一些廉署人員私下表示，麥齊光案另有政治目的，因為麥早已退休而他任職港府期間政績很好，屢獲晉升，經歷5次嚴格品格審查完全無問題，但一旦林鄭月娥請他出山，再度加盟政府，甫上任就被“爆料”說幾十年前任職政府時租房有問題。由於港英時期的警察政治部對政府內部高官的資料全部掌握，而回歸時就將這些秘密資料全部帶回倫敦，彷若不定時炸彈，一旦需要時，就可以定點精準“引爆”，向傳媒“喂料”。他們估計這樣的情況以後還可能會出現。

報告認為，**即使是廉政專員，甚至特首梁振英對廉署的影響也有限。**2006年，羅範椒芬一度擔任廉政專員。但據反映，羅範椒芬在領導這個部門短短一年多的時間內，備受廉署內部排斥，很多事情都瞞著她去做，對廉署的工作方向及偵查的案件等重大問題更難以過問。加上得不到時任特首曾蔭權的支持，僅僅一年多就因小事而被迫辭職。

湯顯明卸任成為廉署暗戰箭靶，知情人士告訴亞洲週刊，湯顯明退休後，曾計劃成立“內地借監香港反貪經驗的研究機構”，有跟廉署分一杯羮之嫌，再加上他在細節上留下話柄。知情人士說，香港迴歸前後，廉署和內地檢察部門來往必然增加，應酬也多。

香港廉政公署高管以及1351名成員中，究竟雪藏了多少港英政治部安插的特工，究竟有多少英美代理人，哪些是敵視中國、為外國勢力服務的人員，我們至今不十分清楚。可以這樣說，廉政公署跟整個港府工作人員一樣，人事調整與變動成為最敏感的問題。或許，一不小心，就可能捅一個馬蜂窩，或戳痛外部勢力的痛處。

2016年，行政長官梁正英任命廉政公署負責人，引發廉政公署一連串的人事變動，頓時引起軒然大波，引發港英時期遺老遺少和禍港頭號人物陳方安生的集體跳腳，就是最明顯的例證。

當時，廉政公署專員白韞六白經請示行政長官梁正英，取消李寶蘭署任執行處首長，李寶蘭隨即離職前休假，執行處處長（私營機構）丘樹春同日起署任首長一職。距離退休年齡尚有7年的李寶蘭突然被取消職務而離開廉署，廉政公署內部這一人事調整，不僅在廉署內引起震盪，而且在香港政界引發“大地震”，可見廉政公署認識問題極為敏感，背後的因素極其複雜。

這一人事變動立即引起反對派泛民陣營反彈，有立法會議員要求特首及廉政專員公開回應今次人事變動。，緊接著，“反中”的公民實踐培育基金及香港2020於8月13日聯合舉辦公民論壇，以此為重點，舉辦題為“誰帶頭摧毀廉署和法治？”的論壇，向特區政府行政長官發難，並邀請港英時期遺老遺少前來助威，包括前廉政專員施百偉（Bertrand de Speville，英國人)、禍港頭目-前政務司司長陳方安生女士、前公務員事務局局長王永平、前立法會議員及廉政公署審查貪汙舉報諮詢委員會成員吳靄儀女士、公民實踐培育基金主席詹德隆等。

廉政公署從成立時起，就受命於港督，直接對港督負責，這一傳統在九七回歸後保留下來，直接對行政長官負責。廉政公署作為直接向行政長官負責的機構，行政長官有權過問甚至直接進行人事調整。這一正常的人事變動，跟立法會議員何干？跟這些遠離香港特區政府的“外人”何干？但他們卻糾結在一起，向特區行政長官發難！

從他們的講話中可見，上述人事變動顯然戳中了廉政公署的要害，戳痛了他們的神經。他們矛頭所指，直接指向行政長官對於廉政公署的直接領導權，試圖動搖行政長官對於廉政公署的領導地位，從而消弱行政長官的權威！

前專員施百偉曾經是這一制度的執行者，最瞭解這一制度設立的本源，但他這次專程從英國趕往香港，針對廉政公署人事案開炮，提出修訂廉政公署條例，刪除如廉署“符合行政長官命令及受行政長官管轄下”的字眼。雖然他不敢公開否定廉署向特首負責這一基本制度，但卻提出，“負責”不應包括接收“命令”或受制於某人。這等於形式上承認、實際上架空行政長官對於廉署的領導。

廉政公署條例第5條規定，廉政專員在符合行政長官命令及受行政長官管轄下，負責廉政公署的指導及行政事務；除行政長官外，廉政專員不受任何其他人指示和管轄。施百偉卻質疑規定中的“命令”、“管轄”兩個概念，說什麼“過往未曾試過對廉署在運作上的自主構成影響，皆因歷任港督或行政長官在行使有關權力時運用得宜，並且自我約束。”意思很明顯，即現在的行政長官運用權力不恰當，沒有“自我約束”，所以廉政專員不應接受其“命令”與“管轄”。這等於直接否定廉政公署條例第5條規定。

他還質疑《基本法》第57條規定“香港特別行政區設立廉政公署，獨立工作，對行政長官負責。”，說“我的理解，‘負責’並不等同廉政公署條例第5條的‘符合行政長官命令及受行政長官管轄下’。我認為‘負責’不應包括接收‘命令’或受制於某人。”

施百偉甚至否定《基本法》相關規定，質問道：“我們需要問：基本法有否阻礙立法會檢討及修訂廉政公署條例？如果沒有，條例應如何修訂？”他最終落腳點還是試圖刪掉廉政公署條例第5條中的兩個概念：“命令”、“管轄”。他大言不慚地說：“我認為字眼如‘符合行政長官命令及受行政長官管轄下’等可以刪除；而基本法第63條規定律政司主管刑事檢察工作不受任何干涉，當中‘不受任何干涉’的字眼反而可以加進去。這樣做，除符合基本法之餘，更可摒棄過往40多年沿用已久，但對世界級反貪組織的生存構成威脅的歷史包袱。”

這個港英時代權傾香港朝廷的廉署專員，這時卻認為廉署“過往40多年沿用已久”的制度，在香港迴歸後已經成為對廉署“生存構成威脅的歷史包袱”，而要“摒棄”！其險惡用心昭然若揭！

在這裡，這位前朝高官還第一次透露，廉署“過往近乎高度機密的組織，演變成今天除了非迫不得已需要保密的情況下，其他都要儘可能公開、透明”。

相對於前港英時期廉署專員施百偉，禍港頭目陳方安生的言辭更具挑釁性，而且直接挑明行政長官對於廉署的權力須改變。

陳方安表示，對廉政公署連串的人事變動“感到非常震驚”。她挑釁地說：我認為有必要成立一個獨立委員會，由社會上公正、廉潔的人士擔任主席及成員，就有關議題重新進行檢討。她一面強調“廉署的獨立性“，一面將問題轉到”廉政專員本人與特區首長間相互的責任“。然後落腳在”因為廉政專員只需向特區首長彙報及負責，特首亦需要避免干預廉署處理及調查貪汙投訴的日常工作，及嚴謹地堅守和維護廉署的‘獨立性’“。

一言以蔽之，行政長官不要介入廉署人事。失去了人事權，行政長官還能領導廉署嗎？

她直接挑明這次人事案的當事人：廉政專員白韞六，被去職的李寶蘭。將這個正常人事變動描繪成“混亂的人事變動事件”。為此，她不惜大肆渲染、唱衰廉署。說廉署士氣低下，舉例“廉署有超過七成的員工拒絕出席週年晚宴，已清楚反映他們對近月的人事變動極為不滿”。她甚至引用莎士比亞在《哈姆雷特》的名句：“廉署內部已出現腐爛狀況”。

她指責行政長官過問廉署人事，自己卻對此指手畫腳：

“對於李寶蘭署任執行處首長的安排，究竟是基於署理職位以行政方便，抑或是將會晉升而署任，白韞六亦未能清楚交代。如果是前者，白韞六根本無須要就取消署任一事知會行政長官，但白韞六卻表示他事前有‘知會‘特首。相反，如果李寶蘭署任是基於將會有晉升的安排，以李已經署任超過一年，而其職務及級別本身又具相當的敏感性，究竟廉政專員是否有徵詢貪汙問題諮詢委員的意見，及預先提醒行政長官有關的’突然降級‘將會引起公眾疑慮及嚴重打擊員工士氣？如果有，結果為何？”

“白專員並非終止李寶蘭的委任，而是選擇取消其署任，這樣做白專員就可以避過責任，無須跟從《廉政公署條例》第8（2）條的規定，諮詢貪汙問題諮詢委員會的意見，這等同剝奪李寶蘭申訴的權利，而整件事件根本完全缺乏透明度。”

她最後的話才是要害：“立法會必須優先處理廉署事件並向行政長官施壓”！

行政長官直接領導廉署，過問或者介入廉署人事理所當然，關立法會什麼事？！要立法會施壓行政長官是何居心？！

以上可見，這些英國代理人對廉署人事變動及其敏感，對這次人事調整極為害怕**。他們怕什麼？難道這次人事調整撼動了港英時期安插的間諜、特工或英政府代理人？還是他們害怕如此下去，終有一天，廉署將不再是英國代理人之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