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之下，湖北武漢如何陷入“塔西佗陷阱”而失去公信力？
疫情初始，即在最有機會控制住疫情的黃金時間段，因為湖北省和武漢市的輕視，加上可能擔心影響經濟、兩會和春節在即，因而投鼠忌器，行動遲緩、猶豫，應對不力，也可能其本身的智慧、膽略和治理能力不足以應對這場突如其來的疫情，而採取了種種官僚主義、形式主義及其所衍生的諸多處理方式，在導致疫情失控的同時，讓自己深深陷入公信力危機。
這就是所謂的“塔西佗陷阱”！
這就是所謂的“塔西佗陷阱”。
“塔西佗陷阱”，得名於古羅馬時代的歷史學家塔西佗。這一概念最初來自塔西佗所著的《塔西佗歷史》，是塔西佗在評價一位羅馬皇帝時所說的話：“一旦皇帝成了人們憎恨的對象，他做的好事和壞事就同樣會引起人們對他的厭惡。”之後被中國學者引申成為一種現社會現象，指當政府部門或某一組織失去公信力時，無論說真話還是假話，做好事還是壞事，都會被認為是說假話、做壞事。
在這場公共衛生危機最初的處理中，太多案例表明，湖北、武漢政府的公信力面臨挑戰。，比如以“製造謠言”的名義，對在社交媒體上發出疫情警報的李文亮等8位“吹哨人”進行訓誡；一直用“沒有人傳人”誤導公眾，導致整個社會疏於防疫；疫情之下，舉辦萬家宴和各種春節聯歡會；甚至出現可防可控王廣發、一問三不唐志紅、準備不足邱麗新、等待授權周先旺、物資充足王曉東、深感內疚馬國強、答非所問蔣超良等可笑之事，不只是讓人啼笑皆非，更讓公眾睜目結舌！
深入分析，這可能跟官場“不求有功，但求無過”的明哲保身哲學有關。歷史記載，孔子愛徒子路（即仲由）違背聖人的訓規，在王侯的權力爭奪中反對篡權者，引來殺身之禍而受醢刑、剁為肉糜。從此孔子“遂命覆醢”，即拒食肉糜。後來的哲學家李康在《運命論》一文中，將這條警言染上了稍許文學色彩和悲觀的說教：“木秀於林，風必摧之”。
現在官場上有多少人在明哲保身？碰到重大的、敏感的問題，不是去獨立自主地積極解決，而是自我保護，按照官僚主義那一套，搞文牘主義層層上報，將責任上交，以便出了問題也甩鍋上級。果然後來出了問題，就有了武漢市長甩鍋“沒有得到授權”，武漢市委書記也以“後悔”一詞將責任推得乾乾淨淨！
可以說，在疫情爆發初期，諸多官員確實扮演了並不光彩的角色，為公眾所詬病！
地方政府如是踏入“塔西佗陷阱”，其公信力由此受到打擊與挑戰！
所幸的是，這些官員因疏於職守、疫情防控不力被免職，承擔了應有的責任。一批被認為更具有執政能力的官員，被賦予領導湖北、武漢疫情防控的重擔。在中央強力支持和全國援助下，很快扭轉了之前的被動局面，使得高風險的疫情迅速降至低運行區間。
但是，最近發生武漢市疫情防控指揮部“解封”烏龍、黃某英離漢赴京、湖北潛江市“解封”喊停、以及“喊假”風波和“垃圾車運肉”、方方被“舉報”等一系列事件，無不引來網民炮轟。由此看來，湖北、武漢要完全走出“塔西佗陷阱”，重拾公眾信任，還有一段很長的路要走。
作家方方3月14日一篇最新日記，題目是“下一個吹哨人，該輪到誰？”還是那個筆調，那般憂心。起筆開頭就觸碰到本文的主題：政府公信力！
她在日記中寫道：
疫情依然好轉，新增確診感染的數字越來越小。這幾天都在個位數上徘徊。昨天，**有朋友擔心道，數字上不會有假吧？因為前期對疫情的隱瞞，讓此時的人們心裡充滿了不信任感。萬一為了讓數字上好看，萬一為了讓自己有成就，再次隱瞞怎麼辦？**我理解這種擔憂，這就是“一朝被蛇咬，十年怕草繩”的心態，這種心態會引發對諸多事情的懷疑。為此，我專門向醫生朋友詢問：數字上是否存在作假的可能。醫生朋友用肯定而堅決的態度回覆說：不會隱瞞，也沒必要隱瞞！這也是我希望的答案。
這裡說的還是民眾對政府的不信任！
接著，方方說了兩則好的消息，是她的同學老狐發給她的。老狐的信息說（1）易凡已脫機清醒，今天還錄了視頻和老同學打招呼，易凡9歲的女兒為爸爸手繪了很多賀卡。鬍渣也醒過來了，北京中日友好醫院創造了奇蹟。（2）前兩天你文章裡提到的兩位掙扎在死亡線上的醫生易凡和胡衛峰（就是裡面提到的鬍渣，他的外號），正好是我這邊一個盆友的同學，她每天跟我通報易和胡的信息。今天他們醒過來了。”
方方說：在鬱悶的日子裡，沒有比這更好的消息了。易凡是中心醫院胸外科副主任醫師，胡衛峰是泌外科副主任。前幾天報紙上還登載了他們尚處於瀕危狀態，我的日記中也摘錄過。現在，他倆已經甦醒。簡直是太好太好了。期待另兩位瀕危醫生能堅持住，相信高明的醫生們也會讓他們都醒過來。
方方一直以那種審視、批評的眼光盯著武漢疫情的發展，將細微末節放大到宏觀檢測，是盡職盡責的。我信她！她說好就是真好了。
但是，方方接著又直奔政府公信力方向追去。指出，中心醫院這次因醫護人員傷亡慘重，一直處於輿論的風口浪尖。但目前為止，尚未聽說醫院的領導接受了怎樣的處理。儘管網上要求向醫院主要領導追責的呼聲不絕於耳，但是，醫院主要領導在喧囂的輿論中，紋絲不動，銷聲匿跡，如同蒸發一般，沒有聽到哪怕一絲已被處理的消息。不像武昌區的區長，也不像青山區的副區長，大家還沒來得及議論，人就被拿下了。上級處理起人來，是個什麼套路，以什麼為標準，我是看不懂的。只是曉得了：單位哪怕死傷很多人，領導也不一定會擔責。這個話題，到這一步，再說已經沒了意思。
這也涉及政府用人的標準、透明和公正，說到底還是公信力，怎麼讓公眾信任所用之人！
方方又將話題轉到“吹哨人”上：
今天關於媒體記者的話題，網上議論哄哄，內容極豐富。我也順便扯幾句：中心醫院的艾芬醫生說，她是發哨子的人；老百姓說，李文亮醫生是吹哨子的人。也就是說，這個哨子從艾芬手上，傳到了李文亮手上，那麼，從李文亮手上接過哨子的，應該是什麼人呢？儘管李文亮被訓誡，但警方並沒有沒收他的“哨子”，警方反而是把他的哨聲又擴大了一輪。新型病毒出現的信息，2019年的12月31日已經昭告天下。至少，我是在這一天獲知的這一信息。次日，警方訓誡“八個網民”的消息，也見諸各報乃至央視。但是，這並不意味著“哨子”被沒收了。那麼，接過哨子繼續吹的人，應該是誰？也就是說，下一個吹哨人，該輪到了誰？
方方似乎寄希望於媒體人。媒體能否很好的履行輿論監督，也涉及公信力，包括媒體本身的公信力。
方方詰問：新聞記者的職責和使命是什麼？她按照自己的理解說，“關注社會和民生，應該是職責和使命中最重要的一條。”她說：新型病毒的發現，這是個爆炸性的新聞，警方訓誡八個“造謠網民”，也不是小消息。為此，她尖銳發問：“這兩條都與社會和民生大大相關，記者發了消息，可有繼續跟進？比方病毒是怎樣發現的以及是否有感染？又或八位網民是什麼人，他們為何要造謠？”
方方認為，對於這類事件，記者本該有高度的職業敏感，他們應該是接過哨子的人。但是方方很失望，談了不少媒體及記者的問題，一句話：他們沒有履行“關注社會和民生”的職責，沒有用“哨子”向公眾發出警報，以至於出現後來封城的“慘烈現像”和“全國各式各樣的損失”。
芳芳批評了媒體不去吹哨醒世，沒有提醒：“新冠毒魔已然張著大嘴，走到了你家門口。”而“滿是彩色，笑臉，紅旗，鮮花，歡呼，一張接著一張”。當人們開始戴口罩出門，媒體卻去萬家宴、大型聯歡會湊熱鬧，“每一天都誤導著百姓沉溺於盛世，卻無一句回想起整個春節一直到方艙醫院建成這期間的日日夜夜，以及那以千而計的悲慘人生”。她要媒體捫心自問：“不知道有沒有人會良心發現：慚愧自己放棄了職業生涯中最重要的東西，即本該有的使命和本該盡的職責。”
方方如是說：“艾芬已經把哨子發了出去，李文亮的哨子也吹響了一聲。然後，接哨的人沒有了，哨音消失在兩大報業集團的歡歌與笑語之中。”
從方方的描述中感到，湖北、武漢包括媒體在內一起墜入“塔西佗陷阱”，現在還沒有完全爬出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