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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企撤出-脫鉤,半個世紀形成的產業鏈扯斷重組:最受傷害的是中國

外企撤出-脫鉤,半個世紀形成的產業鏈扯斷重組:最受傷害的是中國

新冠肺炎疫情日益嚴峻,疫情之下最大的變化將是世界格局的重組,全球化退潮、產業鏈重組成大趨勢。

英國皇家國際事務研究所所長羅賓·尼布萊特認為,新冠肺炎疫情正在迫使政府、企業和社會加強長期應對經濟孤立的能力。一旦各國再無意願保護全球經濟一體化所帶來的共同利益,那麼20世紀建立起的全球經濟治理架構將迅速萎縮。

1  全球化帶來的三個明顯變化成為西方否定全球化的根據

源於上個世紀八十年代的全球化浪潮,已經半個世紀了。全球化在帶來世界繁榮的同時,出現了兩個明顯特徵:

**一個是發展中國家快速發展,促成以中國為代表的新興國家興起,成為與傳統西方國家相平衡的新世界力量。**截至2019年,中國、印度、巴西約上全球GDP排名前10,分別是第2、第5、第9;俄羅斯、墨西哥、印尼也進入前20名,分別為第12、15、16。可以說,發展中國家成為最大的受益者。這其中又有兩個關鍵形變化:

**其一,中國快速崛起,尤其是加入世貿之後的20年突飛猛進,經濟實力接連超越西方發達國家,一躍而成為僅次於美國的第二。**2019年數據顯示,中國GDP15.54萬億美元,是1978年改革開放時的愈105倍;相當於美國的72.58%,分別是位列第三日本、第四德國的近3倍、3.5倍。可以說,中國是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

中國的快速發展當然有其內在必然性。其中最重要的是中國選擇了以發展經濟為中心和改革開放的路子,其時間窗口恰恰和全球化高度重疊在一起,內外因素促成了中國的快速崛起。

**其二,亞洲繁榮發展,尤其是東亞地區(東北亞+東南亞)的繁榮,不僅成為最大的世界工廠,而且是發展潛力最大的市場,從而促使世界經濟重心由西方轉向東方。**截至2019年,東亞(不含朝鮮)經濟總量(GDP)25.46億美元,其中東亞中日韓三國為22.53億美元,均超過第一大經濟體美國(21.41萬億美元)、第二大經濟體歐盟(約18.29萬億美元)。可以說,東亞是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

這也有其內在必然性。除了和平環境,即東亞一直沒有陷入戰爭、衝突、巨大的紛爭之外,13億人口的中國崛起,使之成為東亞地區最大的供應商和消費市場,從而成為帶動東亞地區發展的最重要發動機。

在這一變化中,西方世界相對走弱,在世界經濟的比例相對降低。世界格局由此發生重大變化。2008年的金融危機成為一個轉折點,協調世界經濟的傳統平臺G7為G20這一新的平臺所取代。這一變化就其實質來說,是“(南北)經濟再平衡”和“(東西)力量再平衡”。這一變化太過勁爆,正在顛覆了二戰以來的格局,不能不引起西方、尤其是美國的不安與焦慮。美國認為,全球化讓中國佔了便宜,窮國佔了便宜,擠佔了美國及西方製造業和市場,而它吃了大虧。所以,首先在美國產生了改變全球化的內在要求。

**全球化的第二個明顯變化,是經濟一體化加速,區域性經濟合作組織、各種國際組織、聯盟像雨後春筍般興起,其中最典型的是歐洲一體化。**歐洲一體化產生了歐元,發行歐元前一年(1998)歐盟GDP約為8.8萬億美元,比歐盟成立(1993)時增長了31.34%,高度接近美國當年的9萬億美元。

這是內生於全球化的成果,歐盟分外珍惜。在歐盟看來,其經濟實力可以與美國平起平坐,歐元可以跟美元競爭,因而要求更多的話語權,從而與美國在諸多問題上產生分歧。

與此相對應的是,美國地位的相對弱化,美國不高興了,從各個方面打擊歐元,分裂歐盟。恰恰英國跟歐盟整體發展相比,增長相對較慢,因而產生了脫歐的要求。截至英國公投脫歐的2017年,英國GDP比10年前的1988年增長70%,而歐盟幾乎增長了一倍。

在美國看來,更大的問題是,隨著其經濟實力相對降低,感到其肩負的世界責任越來越重,有些力不從心;另一方面,這個世界也越來越不聽話,不僅歐盟、新興國家,而且一些國際組織越來越多地跟它唱反調。這兩個方面都引起美國的不滿與焦慮,覺得當了惠及國際社會的“冤大頭”,從而產生了“脫群”的想法。

全球化的第三個明顯變化,就是跨國公司、金融和服務機構、大的投資商收益豐厚,而普通民眾則很少分享發展成果,處於相對貧困狀況,以至於貧富差距越來越大,99%與1%的矛盾日益尖銳。

以美國為例,美國官方數據顯示2014年的貧困人口達到4670萬人,基尼係數高達0.6366。到2015年,美國最富有的20%收入佔到全民總收入的51.4%,其中的1%佔17%,而最窮的20%僅佔3.1%。當年,中產階級比重首次跌破50%,顛覆了“橄欖型”社會基礎。人們懷疑:資本主義這一主要支柱之一是否還存在?

正是這一現象促成了金融危機期間的“佔領華爾街”運動,而在2016年促成了特朗普上臺。特朗普宣傳的口號符合選民的口味,從一個角度說也符合實際。

跟上面第一個問題相關,美國精英認為,製造業大量轉移至國外、尤其是中國,導致美國產業空洞化,密西西比河沿岸的“重化工”黃金地帶變成了“鐵鏽地帶”,加上全球化過程中過分寬鬆的移民政策,使得大量中低階層的勞動力湧入,致使大量藍領失業、收入下降。所以,特朗普說中國製造搶了美國人的飯碗,很適合美國藍領口味。所以,特朗普說要使製造業迴歸,也得到藍領的鼎力支持。美國的民意由此反轉。

美國發生的情況在英國也一樣,所以就有了英國脫歐。

以上三個方面使得美國產生了一股反全球化思潮,貿易保護主義應運而生。

2 新冠疫情帶來的突然變故促使美歐日提前考量經濟主權迴歸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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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的貿易保護主義以及反全球化原本遭到世界各國、包括主要經濟體歐盟和日本的反對與抵制,歐盟作為全球化的產物和受益者與美國發生了嚴重分歧。因此,特朗普政府的行動侷限在“美國優先”的貿易戰範圍內,其試圖推動企業撤回、產業鏈重組的想法支持者寡,甚至連美國企業也不買賬。

但是,新冠疫情帶來的突然變故卻給特朗政府一個天大的驚喜,給了其一個原本做不到卻意外能夠實現的機會:世界主要經濟體都開始考慮經濟主權迴歸問題。

各國在抗疫形勢下,突然遭遇醫療資源擠兌、醫療防護用品嚴重短缺的危機,各國互相截留物資的情況普遍發生,特別是美國利用強權實行“海盜式”的搶奪、且禁止醫療資源出口。這一現象給主要經濟體敲響了警鐘,猛然發現對外的依賴太多,從而加劇了經濟主權迴歸傾向。

就美國而言,《紐約時報》3月11日報道,中國的製藥公司生產美國90%以上的抗生素、維生素C、布洛芬和氫化可的松,還生產約70%的美國對乙酰氨基酚,以及40%至45%的肝素。

各主要經濟體、特別是美國當下都在思考,如何解決醫療資源緊缺問題,能夠想到的最便利對策是自己生產、具備自給自足的能力。而如何短時間形成這種能力?最迫切的選項之一,就是從已經具備生產能力的國家轉移產業鏈,而最可能做到的是企業撤回。

美國對外關係委員會會長理查德·哈斯預計,由於供應鏈的脆弱性,國家將朝著選擇性的自給自足(以及隨之而來的脫鉤)邁出更大的步伐。

在這種背景下——

特朗普宣佈美國要擺脫對中國醫療設備和物資的依賴,強調“製造業獨立”。他說,“我們永遠不應該依靠外國來維持自己的生存。”“我們未來的目標必須是為美國自己要為美國患者提供足夠的美國藥品,為美國醫院提供美國用品以及為我們的偉大美國英雄提供美國設備。“美國永遠不會成為一個祈求他人的國家。我們將成為一個自豪,繁榮,獨立和自力更生的國家。我們將與所有人一起擁抱貿易,但是我們將不依賴任何國家。”

這是3月24日特朗普在白宮疫情通報會上的宣言。

白宮貿易顧問納瓦羅在接受採訪時呼應特朗普的宣言:“中國已經成功地使用了與其他行業一樣的不公平貿易慣例來統治供應鏈的各個方面,這些廉價的血汗工廠勞工,寬鬆的環境法規和大量的政府補貼。” “正如特朗普總統所說,我們需要做的是將這些工作帶回家,以便我們能夠保護該國的公共衛生以及經濟和國家安全。”

與此同時,擔憂醫療物資供應的還有歐洲、日本。

大約差不多的時間,法國總統馬克龍發表講話,反思醫療體制,計劃取回民生醫療行業的控制權,將其置於市場規則外。他說,“疫情大流行揭示的是,我們必須將某些商品和服務置於市場法規之外。把我們的食物、保障、照料生活環境的能力交給他人是瘋狂的行為。”

雖然馬克龍還沒有涉及企業撤回問題,但是已經有了國家權力範圍內的經濟主權概念了。

**德國總理默克爾則開始關注經濟主權迴歸問題,而且將範圍擴展到整個歐洲。**4月6日,默克爾在歐元區財長會議上為歐盟制定經濟救助計劃時說,從大流行中可以吸取的教訓是,歐洲需要在製造口罩等重要醫療器械方面發展“自給自足”的能力,“不管目前這個市場是不是在亞洲建立的……我們都需要一定的自給自足,或者至少是我們自己的製造業作為支柱。”

**日本各界也開始重新討論日本企業不應過度依賴中國作為製造業基地一事。**三月份,負責未來投資的一個日本政府小組,商討了有必要將高附加值產品的製造生產遷回日本,將其他產品的生產分佈在整個東南亞地區。其背景是:作為日本最大的貿易伙伴的中國,2月份由於疫情導致工廠停工,日本自中國進口規模幾乎下降了一半,進而導致日本製造商必要零組件斷貨。日本《朝日新聞》報道,日系汽車二月份在中國的生產大幅下滑,日產汽車、豐田汽車、本田汽車在華產量分別減少87.9%、77.4%和92%。此外,由於來自中國的零部件供應停止,日本國內的汽車生產線也減產了29.3%。

3 經濟主權迴歸、撤回企業、產業鏈重組,美歐日各有所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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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少就目前而言,歐洲的概念停留在經濟主權迴歸上,主要考慮的是應對當下的危機,保障醫療物資充沛,確保醫療資源不受擠兌。**這一概念隨著疫情的消失,可能會擴大到戰略物資的儲備和自給自足。而這可以在不撤回企業的前提下實現。但是有一個不確定因素,即美國的貿易戰、對中國的技術封鎖和產業鏈重組的力度,一旦美國的力度超出預期,增大了在華投資(包括建廠)以及依賴中國製造所面臨的風險時,不排除歐洲也會加入企業撤回、產業鏈重組的行列。

**日本考慮的不僅是當下應對疫情時的醫療資源緊缺,而且著眼於長遠。**日本的撤離計劃是從美國發起貿易戰開始,一方面提高關稅增加了在華企業的生產、銷售成本;另一方面,美國對中國的全面打壓增加了在華投資(生產)的風險。預期的惡化是日本選擇撤離中國的主要原因。

**目前還看不出,日本跟美國一起聯動打擊中國的意圖,其推動企業撤離主要是分散風險的需要。**日本早於美國兩天推出日企撤出中國計劃。4月7日,日本首相安倍宣佈進入緊急狀態,並推出創下歷史紀錄的108.2萬億日元(合992億美元)的經濟刺激方案,其中22億美元用於協助在華日商將生產線撤回日本,超過2億美元協助日本企業將生產轉移到其它國家。

我注意到,日本政府公佈的“新冠肺炎緊急經濟對策”文件中,自始至終未提到“中國”二字。文件關於日本企業供應鏈改革的部分,主要是支持日本企業把產能搬回國內,或者是向東盟國家分散,但是並沒有具體指明從中國撤離。文件表示,新冠肺炎大面積傳播的影響,凸顯日本口罩等醫用品供應鏈的脆弱。為了支持產業鏈迴歸日本國內或者實現區域多元化,日本政府將對企業供應鏈重組進行援助。

彭博社援引日本經濟學家關辰一的話說,一些在中國生產出口商品的日商原本已考慮遷出中國,現在日本政府出臺補助預算後,必然增加其動力。但他認為汽車業等為中國本土市場生產產品的製造商會留在原地。

而對於美國而言,撤回企業是貿易保護主義的必然選擇,是推動跟中國脫鉤計劃的一部分,也是全面打擊中國製造計劃的一部分,並非心血來潮。

在貿易戰開打的時候,美國就有這個動議。美國智庫、媒體一直在討論這個事情。只不過這次突發的疫情推了一把,加速了行動步伐。2月27日,參議員霍利提出《醫療供應鏈安全法》,以保護美國醫療產品供應鏈免受疫情疫情的衝擊。3月19日,參議員科頓和加拉格爾提出《保護我們藥品供應鏈免受ZG侵害法》,希望以此終止美國對中國製藥業的依賴。3月28日,美國食品藥品管理局FDA突然推出新的“緊急使用管理”,即使在口罩、呼吸機嚴重缺乏的情況下,也禁止使用中國的醫療防護用品。

4月9日,白宮推出吸引美國企業從中國迴流的政策,即將回流支出100%直接費用化,為美國企業離開中國的成本費用全額買單。白宮國家經濟委員會主任庫德洛對福克斯商業新聞頻道表示:“可以將回流支出100%直接費用化。廠房、設備、知識產權結構、裝修等。換句話說,如果我們將所有相關支出100%直接費用化,實際上等於我們為美國企業從中國搬回美國的成本買單。”

同一天,美國政府要求收回中國電信在美經營權。美國司法部和其他機構4月9日要求美國聯邦通訊管理委員會(FCC)收回中國電信美國分公司,為進出美國的國際通訊提供電信服務的許可。

撤回企業、推動跟中國脫鉤已經成為美國朝野的共識,成了美國的主流輿論。

再往深處說,美日推動撤退企業有其必然性。疫情突襲之下,美歐日原有經濟結構弊端的再次凸顯:製造業空心化,關鍵時刻不能保障供應。如果醫療物資的產業供應大都來自非洲、拉美、或者東南亞,它們同樣會有這樣的行動,不會因為中國而改變。

4   半個世紀形成的產業鏈扯斷重組-全球化退潮最受傷害的是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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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撤離-脫鉤最受傷害的是中國,後果比不承認中國市場經濟地位要嚴重百倍。

國內自媒體、朋友圈流傳著一種說法:“帝國主義夾著尾巴逃跑了”。意思是,西方過去在中國賺夠了錢,現在逃跑了,留下廠房、機器等一堆財產,便宜了我們。

這不僅無知,而且荒謬!

中國的改革開放跟全球化在時間上高度重疊,在進程上相伴而行,是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如果全球化倒退,最大的受害者就是中國!

應該說,中國對外開放有兩個方面的重大成果:一是利用外資規模巨大,我們引進了數額巨大的資金、先進的設備、技術和人才。沒有這一點,中國成不了世界工廠,中國的產業可能還停留在80年代前的落後水平上。二是對外貿易持續上升,成為全球第一的貿易大國、全球產品的最大供應商,而且長期的貿易順差為我們提供了鉅額外匯。

**如果不是利用外資和國際市場,就沒有中國改革開放現如今的成就,就沒有中國在全球產業鏈中舉足輕重的地位。**中國是當今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參與全球經濟分工,已經是全球產業鏈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不僅口罩、呼吸機等醫療物資供應、而且全球商品供應大多和中國密切相關。

從某種意義上說,中國經濟的奇蹟,中國的迅速崛起,是以全球化為依託的。有經濟常識的都知道,全球市場的需求,對中國製造的供應或消耗有多重要。雖然中國發展至今,外需對經濟的貢獻已經不如以往,但在技術領域、在關鍵設備和零部件、在就業方面,全球化依然對中國至關重要。

美日推動企業撤離,可能造成的結果是大批外企從中國撤離,可能引發蝴蝶效應,形成外企撤離潮。其結果就是將半個世紀形成的產業鏈扯斷重組,對世界供需關係的破壞猶如火山爆發、高烈度地震和海嘯帶來的巨大災難。

對於世界而言,全球化可能退回上世紀80年代的“經濟主權時代”!對於中國而言,中國改革開放集42年之成果可能全部吞沒!

我曾經說過,這將是中國自改革開放以來遭遇的最大危機,不亞於一場大戰,其災難性後果怎麼估計都不會過分!

美國、歐盟、日本分別是第一、二、四大經濟體,是中國最重要的外資來源和貿易伙伴,是中國製造對外的最大市場。如果這三家大門關閉,中國製造將遭受何種打擊可想而知。可以預測到,中國三駕馬車中的外貿這架馬車將可能不復存在,而中國內需怎麼擴大也無法填充!

數據顯示,2019年,中國進出口總額31.54萬億元人民幣。其中:中美進出口為3.73萬億元,同比下降14.6%。美國降為第三大貿易伙伴,這也是脫鉤的徵兆之一;中歐進出口4.86萬億元,歐盟成為中國第一大貿易伙伴;中日進出口2.17萬億元,為美國之後的第四大貿易伙伴。美歐日三大經濟體佔中國貿易總額的逾34%,可謂舉足輕重。

由於需求史詩般減少,大量外貿企業將停工、減產、甚至破產,破產潮和失業潮將洶湧而來,經濟危機或者經濟衰退將成為嚴峻的現實。這樣的衝擊將遠遠超過2008年,可能會比1929年-1933年大蕭條時還糟。這是國內外專家的共識。

製造業撤出跟商業、金融企業撤出的意義完全不一樣,像樂天、沃爾瑪、甚至花旗銀行的撤離對中國經濟不會產生很大影響,但是像特斯拉、蘋果、IBM、通用、大眾、豐田、LG這樣的製造業巨頭蜂擁撤出中國,將帶來災難性後果。

從供應方面說,如果美歐日全面封鎖技術,完全不提供芯片和關鍵零部件,且不說中國製造的水平不知道要倒退多少年,中國製造在相當長時間會因為缺乏關鍵技術和核心零部件而陷入停滯。如果荷蘭公司禁止向中國出售全球最先進的光刻機,中國芯片製造追趕美歐日韓之路將很漫長。

再以呼吸機來說,呼吸機的核心零部件都掌控在歐美日手中。國內的呼吸機制造商基本都位於中游水平,渦輪壓縮機、傳感器、芯片等核心部件大多依靠從瑞士的micronel、美國的霍尼韋爾、日本的SMC等公司進口。而在有創呼吸機中,以ECMO中的核心部件膜肺的原材料PMP為例,全球僅有美國3M公司旗下的Membrana公司有供貨能力。如果這些歐美日公司拒絕將核心部件提供給中國,中國呼吸機制造的境況將如何?

如果歐美日對中國斷供關鍵技術、關鍵設備和零部件,後果是什麼?中國作為全球製造業基地將毀於一旦!

現在美國已經在談論下一個世界工廠了,他們在分析、預判,或許是靠近美國的墨西哥,或許最大的受益者是東南亞,或許印度會插一槓子……

在全球疫情衝擊下,清王朝閉關鎖國的情形將在西方世界上演,逆全球化將使人類倒退50年,全球化可能退回“經濟主權時代”!

中國將面臨改革開放以來最大的挑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