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澤民的大智慧抓住了20年“戰略機遇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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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要和平共處，主要是基於兩個前提：一個是兩國有著共同的敵人或“共享的敵人”（shared enemy），尼克松訪華至中美建立外交關係，正是基於這一基礎；

另一個是兩國有著共同的利益，中國的改革開放提供了兩國“共享的利益”（shared interests）的機會，至90年代末，兩國還有著共同的敵人。

由於中美兩國價值觀的根本不同，基本不能尋求“信仰外交”（faith diplomacy），所以以上兩點就顯得特別重要。

但是，這個世界上沒有永恆的朋友，也沒有永恆的敵人。蘇聯解體後，中美兩國共同的“敵人“消失了，當然也不排除出現新的共同的”敵人”。在這種情況下，怎樣建立”共同的利益“就顯得尤為重要。

2001年發生在美國的911恐怖襲擊事件以及美國走向反恐的戰略轉移，提供了一個契機，即中美可以面對共同的敵人-恐怖主義，加上中國改革開放的深入也擴大了雙方共同利益的基礎。因此，中美不僅有了進一步加強合作的必要，而且有著緊迫感。

時任中國最高領導人的江澤民敏銳地意識到這一重大機遇，第一時間向美國表示中方將跟美國一起打擊恐怖主義，從而奠定了新世紀中美合作的基礎。

據已故中國外交官吳建民在《外交案例》一書中披露，“9·11”事件發生後，江澤民立刻召開會議商討局勢和對策，在事發後五個小時就給美國總統小布什打電話，強烈譴責恐怖主義，對美國人民表示慰問和哀悼，並表示願意加強和美國的合作，共同打擊國際恐怖主義。

江澤民的這一舉動，使中國成為最早向美國表明共同反對國際恐怖主義立場的大國之一。這是特別值得一提的重大轉折：江澤民成功利用 “9·11”事件扭轉美國遏制中國的態勢，增加中美合作的因子，改善中國所處的國際環境，讓中國在錯綜複雜的國際博弈中抓住了寶貴的戰略機遇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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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之前，美國提出了“領導世界“的戰略機遇期，併發出了對中國不利的信號。

按照歷史的邏輯，兩次世界大戰為美國提供了稱霸世界的歷史機遇，但它都沒能如願。二戰後期及二戰結束後一段時期，形成羅斯福提出的（美蘇）“大國合作”的格局；冷戰時期，是美蘇兩個超級大國分別領導兩個陣營或兩個世界。直到蘇聯及其東歐社會主義陣營解體、冷戰結束，美國才成為真正意義上的世界上唯一的超級大國。

當時的美國認為，在2015年之前它不會遇到全球性戰略對手，這是它一霸獨大、稱霸世界的戰略機遇期。兩屆克林頓政府相繼提出了“參與和擴展”戰略及“塑造”戰略，1990年代末先後出臺了《國防報告》、《四年防務評估報告》，也反覆聲明美國要抓住當前罕見的“戰略機遇期”。

其中關鍵的視覺是，作為唯一超級大國的美國就把目光盯住了未來的戰略對手上，明確指出，“到2015年之後，可能出現與美國勢均力敵的全球性對手，中國和俄羅斯都具有這種潛力”。報告認為，美國要抓住當前罕見的“戰略機遇期”，“塑造”世界“新秩序”，實現美國對全世界的“領導”，同時竭力遏制中國變成強國和防止俄羅斯東山再起。

2000年1月，美國正式發表《新世紀國家安全戰略報告》，宣佈美國要“領導世界”，為美國“在21世紀的安全和繁榮奠定基礎”。該報告無異於美國謀建21世紀世界霸權的宣言書。從20世紀初以來，美國始終垂涎世界霸主的寶座，冷戰時期，其與蘇聯爭奪霸權地位。世紀之交出籠的《新世紀國家安全戰略報告》，正是美國霸權思維的歸納和總述。

為了擔當領導責任，這個報告確定了三大目標：加強美國的安全，促進美國的繁榮，推動海外的民主事業。

當時還未發生911恐怖襲擊事件。而一年後的911事件改變了歷史進程，也打亂了美國的戰略佈局，也改變了美國的戰略機遇期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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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美國發布要稱霸世界的宣言，仍然給中國敲響了警鐘，引起中國高層的高度警覺。

2002年5月，時任黨和國家最高領導人江澤民在中央黨校的一次講話中說：“縱觀全局，21世紀頭一，二十年，對我國來說，是必須緊緊抓住並且可以大有作為的重要戰略機遇期。”如今20年剛剛過去，由於中美關係持續惡化，中國的戰略機遇期有可能發生變化。

這次講話是中共十六大的前奏。2002年11月，江澤民在中共十六大報告中重提“重要戰略機遇期”，並將其修定為20年，指出“21世紀頭20年”是一個必須緊緊抓住並且可以大有作為的重要戰略機遇期。

“重要戰略機遇期”是中央決策層對當時及今後一個時期國際國內形勢作出的一個科學判斷。主要是指國際國內各種因素綜合作用形成的，能為國家（地區、集團）經濟社會發展提供良好機會和境遇，並對其歷史命運產生全局性、長遠性、決定性影響的某一特定歷史時期。

其中的**關鍵因素是美國面臨重大挑戰而無暇顧及東方。**當時，因美國發生911恐襲事件而將戰略重心轉向反恐，先後發動了伊拉克戰爭、阿富汗戰爭，深陷其中。

中國正好可以利用這一機會，跟美國合作反恐。對中國而言，也提供了打擊三大極端勢力的機會。

最重要的是，在中美之間找到共同的戰略利益，從而迎來歷史上難得的和平發展的大好環境，可以集中精力發展經濟，悶頭搞建設。而當時的中國，最重要的發展條件是加入世貿組織，開始融入全球化潮流之中。這個時期，經濟全球化深入發展，生產要素在全球範圍的重組和流動進一步加快，為中國經濟發展提供了有利條件；新科技革命方興未艾，為後起的中國發揮後發優勢、爭取實現生產力發展的跨越提供了可能。

從中國的角度說，獨特的市場經濟體制和多年改革開放形成的綜合國力，以及全國上下一心解放思想搞建設的信心，今後一個時期的敞開開放大門擁抱國際社會提供了雄厚的物質基礎、思想基礎和良好的體制保障。而且，在政治上，中共經過十多年的努力，已走出89政治風波的陰影，國際地位也因在亞洲金融危機中的負責任表現而增強。

一言以蔽之，所謂“戰略機遇期”，就是中美尋找到共同戰略利益，能夠站在共同戰線上面對國際問題的挑戰，而避免了雙方戰略衝突導致的兩敗俱傷的後果。這就是中美和平共處形成的寬鬆的和平發展環境。

所以，江澤民作出的21世紀頭20是一個必須緊緊抓住並且可以大有作為的重要戰略機遇期的判斷和決策是具有深厚依據的。所以，當時以江澤民為核心的黨中央不失時機地抓住了這個戰略機遇期，在日益激烈的綜合國力競爭中牢牢掌握加快我國發展的主動權。

正是在這一背景下，就有了前述吳建民在《外交案例》一書中披露的江澤民給小布什通話，表態站在打擊恐怖主義的共同戰線上的睿智之舉。從此，抓住“重要戰略機遇期”成為中國高層的共識和基本判斷，成為中國進行戰略佈局和決策的“牛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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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還不夠，戰略方針確定了，還有一個如何跟美國打交道的問題。所謂細節決定成敗，跟美國打交道的每件事、尤其是大事件，都既可能是機遇，也可能是挑戰。

江澤明牢記鄧公留下的政治遺產：韜光養晦，有所作為。這是跟美國打交道的基本方略。美國要維護其領導地位，意味著誰都不能公開挑戰它。在這一框架下，中國需要在處理中美關係時保持低調。而且在國際事務中，決不能出頭，不要充當世界領袖。

這需要忍耐，需要博大的胸懷，要能夠容天下難容之事。不論是美國走向強大的歷史，還是中國崛起的經驗，都有一個共同點，即在國際舞臺上，享有低調、謙卑的種種好處。

江澤民以其政治智慧，深知箇中真諦。

有兩件大事，可以看出江澤民的低調和忍耐。

一件事是1999年美軍轟炸中國駐南聯盟大使館，另一件是2001年中美南海撞機事件。當時中國群情激憤，民族主義情緒高漲。但是，中央一方面堅持原則立場，迅速作出反應；另一方面選擇了隱忍，平穩度過可能引發的衝突與危機。

這些事情上的隱忍都是為了贏得未來20年的“戰略機遇期”。所謂“小不忍則亂大謀”。歷史證明江澤民的選擇是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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抓住和利用好戰略機遇期，為的是聚精會神抓經濟建設，讓中國強大起來。為此，江澤民還在十六大報告中提出“聚精會神搞建設，一心一意謀發展”的口號。

“重要戰略機遇期”後來先後寫入中共十七、十八、十九大政治報告。可以說，在江澤民提出的20年戰略機遇期至今，中國確實“聚精會神搞建設，一心一意謀發展”，使得中國經濟實力大幅提升。

正是抓住了這黃金20年戰略機遇期，使得中國迅速崛起。進入新世紀之初，中國GDP總量剛剛破萬（美元），2000年為10808億美元，排在英法之後；前三的美國、日本、德國分別是中國的9倍多、4.4倍、1.7倍。至2019年，中國GDP增長超過12倍，超過14萬億美元；為美國的66.6%，是日本的2.75倍、德國的3.59倍。2000年時，中國人均GDP 僅為959美元，至2019年破萬美元，為10261美元，是2000年的10倍以上。

這20年是中國戰略機遇期的黃金時期，一躍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製造業第一大國、貨物貿易第一大國、商品消費第二大國、外資流入第二大國、外匯儲備第一大國。

在中國集中力量搞現代化建設的這20年裡，美國先後深陷伊拉克戰爭和阿富汗戰爭，大量消耗著國力；2008年的金融危機又重創美國，美國盡顯疲態。

這一對比明顯的變化，給美國帶來了戰略壓力。中國日益增強的國際影響力也以極強的信號傳遞給美國精英階層。與此同時，美國國內也發生了重大變化。主要是貧富懸殊下中產階級佔比大幅下降，2015年首次跌破50%，之後還在下滑；美國白人數量佔比下降較大，地位降低，與其他族裔之間的矛盾顯現；內部政黨惡鬥，內耗嚴重，國家治理能力嚴重下降，嚴重影響了經濟和民生。

這些都讓美國精英階層產生了戰略焦慮。

但是，有一點沒有變，即美國要維護其“世界領袖”地位的目標和決心。這一點在特朗普上臺後發展成“美國第一”和“讓美國再次偉大”。

對於美國而言，其“領導世界”概念下，包含著美國前所未有的野心：就空間而言，上自外空、中自海陸、下至海底，皆在其囊中；就內容而言，世界經濟、政治、思想、文化，盡在其囊中。總之，全球每個角落，無不在其霸權夢的視野中。

特朗普上臺之後，還有一種沒有趕在“戰略機遇期”（2015年）結束前完成其霸權計劃的失落和焦慮。現在，他感到“美國第一”的領導地位收到了挑戰，加上他個人膽大妄為的個性使然，所以他毫不猶豫地運用各種手段進行極限施壓。只不過，現在他把主要戰略競爭對手釘在了中國身上。

於是，中共十九大剛剛重申中國發展“仍處於重要戰略機遇期”，美國總統特朗普就開啟了中美貿易戰，後來又在華為及至整個科技產業，特別是在香港、新疆、臺灣和南海等問題上全面向中國發難。這期間，今年爆發的新冠肺炎疫情更是重創美國，因其中複雜原因也重創了中美關係。近幾個月來，中美關係日益惡化，日前還傳出美國正在考慮禁止所有中國共產黨黨員及其家屬赴美的消息。外界幾乎一直認為，中美關係墮入“至暗時刻“，甚至認為中美新冷戰來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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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已經證實，中國發展的戰略機遇期來源於中美關係的穩定發展。如果中美關係持續惡化，戰略機遇期有可能發生變化。

目前，中美關係正面臨建交以來最嚴重的挑戰，維護中美關係的穩定發展是中國政府的基本立場。

中國外長王毅日前指出：作為世界上至關重要的一組雙邊關係，中美關係有待發出更多的積極信息，釋放更多的正能量。希望美方構建更為客觀冷靜的對華認知，制定更為理性務實的對華政策。這既符合中美兩國人民的根本利益，也順應世界各國對中美雙方的期待。

他表示，中國從來無意挑戰或取代美國，無意與美國全面對抗。我們最關心的是提高本國人民的福祉，最重視的是實現中華民族的復興，最期待的是世界的和平穩定。中國對美政策保持著高度穩定性和連續性，願與美不衝突不對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贏，構建以協調、合作、穩定為基調的中美關係。

崔天凱大使7月18日在華盛頓接受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GPS節目主持人扎卡里亞連線採訪時說，對中國來說，特朗普總統是美國人民選出來的。因此，中方願同特朗普總統及其政府開展合作，致力於在中美這兩個偉大國家之間建立更加穩定、強健的關係。

崔天凱大使認為，中美各自都致力於維護本國利益，關鍵在於我們要找到兩國日益擴大的共同利益，開展有利於兩國人民共同利益和國際社會更廣泛利益的合作。同時，必須以建設性的方式管控好分歧。這是中國一以貫之的政策。

中國政府致力於維護和發展中美關係，也是為了不失去有利於國家長遠發展的“戰略機遇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