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全面復辟中共“一元化領導” 寬鬆的政治環境蕩然無存

什麼是中共的一元化領導

所謂“黨的一元化領導”，表現為工、農、商、·學、兵、政、黨這七個方面，中共領導一切。

具體表現：

——黨政不分家，黨委領導一切，政府、人大、政協都失去憲法賦予的職權，包括學校也實行黨委領導下的校長負責制，權力全部集中在各級黨組織；

——以黨代政，黨委領導下的行政首長負責制，取代行政首長負責制，政府的一切活動都在黨委的領導下進行；

——黨組織延伸至基層的村、社區、企業，黨委書記不僅是基層政權的“一把手”，在國有企業兼任董事長或法人代表，一切社會活動，都在黨委的領導下進行。

一句話，中共全面領導或管控政治、經濟、社會吧、文化等一切領域，權力高度集中。

不僅如此，黨的一元化領導還意味著黨的“一把手領導”，權力層層集中，從基層支部書記到各級黨委書記，直至黨中央主席或總書記手中。

“黨的一元化領導”的歷史源頭

中共“一元化領導”始於1942年的延安整風，當時因處於戰爭年代，為統一中共各根據地黨政軍民的行動步調，提出著名的“十大政策”之一，使政治工作、群眾工作、經濟工作和軍事工作置於中共統一領導下。

1942年9月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過的《關於統一抗日根據地黨的領導及調整組織間關係的決定》規定：“黨是無產階級先鋒隊和無產階級組織的最高形式，它應當領導一切其他組織，如軍隊、政府與民眾團體。根據地領導的統一與一元化，應當表現在每一個根據地有一個統一的領導一切的黨的委員會。”

同時規定黨中央代表機關，如黨的中央局、分局、以及各級黨委為各地的最高領導機關，統一領導各地區的黨政軍民工作。各地區軍政機關和民眾團體中的黨員，必須服從上級和同級黨委的領導。

這是首次見之於中共文件的“一元化”提法。

同年10月至1943年1月召開的中共西北局高級幹部會議，進一步明確規定：邊區一級的黨、政、軍、民工作都統一於中共中央西北局，分區一級的黨、政、軍、民工作都統一於黨的地方委員會，其餘縣區依此類推。

後來的中共黨史研究認為，這些規定為加強黨的一元化領導奠定了基礎。

應該指出，這是戰爭年代為統一指揮、統一行動而採取的特殊領導方式。

毛澤東時代“一元化領導”的變化

中共建國初期，召開政治協商會議，組建聯合政府，吸納大量民主黨派精英加入中央人民政府及各省市政府。這一時期，淡化了中共“一元化領導”的提法，也重視發揮民主黨派精英的作用。

儘管毛澤東在1954年9月15日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開幕式講話，明確提出“領導我們事業的核心力量是中國共產黨”，但卻沒有再提“黨的一元化領導”。

這個時期，比較強調政治協商、民主集中制和群眾路線，而且根據毛澤東本人提議逐步不提“毛澤東思想”。1953年4月出版的《毛選》第三卷中，凡有“毛澤東思想”、“毛澤東思想體系”的地方一律被刪去。特別是中共八大黨章中刪去了“毛澤東思想”的提法。

這也意味著中共沒有形成“黨的一把手領導”！

1956年的反右導致中共急劇左轉。當時確有民主黨派提出“輪流執政”，中共認為民主黨派要奪共產黨的權，於是開展反右運動，民主黨派精英和共產黨內部主張民主的開明人士被清算。

從這個時候起到60年代初，毛澤東及中共高層向左轉，打擊黨內不同意見，反對大躍進和浮誇風的彭德懷落馬。於是，毛澤東提出“階級和階級鬥爭”觀點，同時再提“黨領導一切”。

1962年1月30日，毛澤東在擴大的中共中央工作會議上強調，工、農、商、學、兵、政、黨這七個方面，黨是領導一切的。黨要領導工業、農業、商業、文化教育、軍隊和政府。

到了文革期間，毛澤東重申：“黨政軍民學，東西南北中，黨是領導一切的。”

於是，“黨領導一切”成為這個時期的政治正確，成為整個社會的指導方針。

需要指出的是，由於歷史的原因所形成的毛澤東、周恩來分管黨政的客觀現實，加上毛澤東本人不願意涉足具體、瑣碎的事務，即使在文革期間，“黨領導一切”並沒有包攬一切，毛澤東管大政方針，但沒有大包大攬，具體事務均由周恩來處理。

對於這一問題，周恩來曾有過說明：“我們所說的一切是說黨要管大政方針、政策、計劃，是說黨對各部門都可以領導，不是說一切事情都要黨去管。至於具體業務，黨不要干涉。”

中共“一元化領導”的弊端

事實上，當時為適應階級鬥爭和大規模群眾運動的需要，在反覆強調黨的一元化領導口號下，把一切權力集中於黨委，而黨委的權力又往往集中於書記，特別是第一書記。

由此，黨的一元化領導實質變成了黨委第一書記的個人領導，這就必然造成黨政不分、以黨代政、權力過分集中的嚴重弊端。

這不僅干擾了國家機關、人民團體和各種經濟文化組織獨立負責地開展工作和其職能的發揮，也影響了人民群眾民主權利的行使和積極性的調動。

而且，如後來鄧小平所批評的，“黨的一元化領導”導致權力過分集中的現象、官僚主義現象、家長制現象和形形色色的特權現象等等。

正是這一政治體制導致個人專斷和威權主義，說嚴重點，這不是民主政體，而是專制政體。

黨的一元化領導，也使得社會各個層面的矛盾全部集中反映到中共身上。

鄧小平用黨政分開取代一元化領導

鄧小平剛剛被解放出來，總結了文革的經驗教訓，總結了毛澤東的個人專斷教訓，果斷終止“階級鬥爭為綱”，提出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和改革開放，要求發揮各方面的積極性，反對權力過分集中和以黨代政，提出黨政分開。

鄧小平多次在講話中指出黨的一元化領導實施過程中的弊端：“權力過分集中的現象，就是在加強黨的一元化領導的口號下，不適當地、不加分析地把一切權力集中於黨委，黨委的權力又往往集中於幾個書記，特別是集中於第一書記，什麼事都要第一書記掛帥、拍板。黨的一元化領導，往往因此而變成了個人領導。”

鄧小平主導的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要求：“在黨的一元化領導之下，認真解決黨政企不分、以黨代政、以政代企的現象”。

黨的十二大對“黨的領導”作出限定：“黨的領導主要是政治、思想和組織的領導。”

這一時期，在中共總書記胡耀邦和繼任者趙紫陽的主導下，政治比較開明，言論比較自由，黨政界限相對分明。為了實現黨政分開和弱化對社會經濟生活的管控，為經濟發展和改革開放創造寬鬆的政治環境，中共各級領導機構撤銷了原來管控經濟生活的諸多專業委員會和專職書記。

當時甚至在研究撤銷管控司法的政法委員會，實現司法獨立。

這一時期，“黨的一元化領導”、“政治掛帥”等左的提法銷聲匿跡。

由於出現1986年的學生上街遊行，要求民主、自由，鄧小平認為這是一股“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開始強調黨的領導，強調四項基本原則，逐步收緊政治管控。

胡耀邦也因此下臺。

但是，繼任總書記趙紫陽和主管意識形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胡啟立政治開明，主張政治公開化和透明度，言論自由的尺度放得更大。

直至1989年發生“六四”事件，中共恢復全面管控，言論受到限制，但是鄧小平仍然反對姓社姓資的爭論。

過渡的管控不利於經濟發展和改革開放，於是鄧小平1992年發表南巡講話，再次打開沉悶的政治局面，中國開始步入市場經濟軌道，儘管冠之以“社會主義”名稱。

江（澤民）胡（錦濤）時代的黨政分工

江澤民、胡錦濤擔任中共總書記的時期，繼承了鄧小平改革開放的政治遺產，算得上比較開明。

這個時期，儘管江澤民也提到過“工農兵學商，黨是領導一切的”，但在實務上，還是堅持黨政分開，只不過在提法上加了“適當”兩個字，變成“黨政適當分開”。

這個時期，基本上堅持了行政首長負責制。中共基層組織、學校、社會團體、尤其是企業黨組織基本比較虛無，不起什麼作用，基層和企業黨委書記甚至可以說虛職，沒有什麼實權。

江澤民時期，提出“國退民進”，國有企業改革步子邁得比較大，國家只保留戰略性資源和涉及國計民生產業的國有企業，屬於競爭性產業全面放開，促使私人經濟、民營經濟蓬勃發展。

與此相應，國有企業實行總經理負責制，黨組織基本只是起輔助作用；私人企業、民營企業都不設黨組織。

胡錦濤時期，基本延續這一體制，但在第二任時有些回朝，地方上開始重建投資性、建設性、甚至房地產行業國有企業，但黨委書記仍然不是“一把手”。

但開始收緊教育管控，重提“黨委領導下的校長負責制”。

需要指出的是，江澤民、胡錦濤時期，在意識形態上比較寬鬆，言論比較自由，媒體也能夠尺度較大揭露權力機關的違法亂紀問題，朱鎔基支持的央視“焦點訪談”、“實話實說”很得人心。

但這一時期，中共在維穩方面管控嚴厲，花了大量人力財力。

習近平全面復辟黨的一元化領導

到了習近平時代，一切都變了！

習近平拋棄了鄧小平對黨的領導的限定，拋棄了黨政分開，全面復辟“黨的一元化領導”，寬鬆的政治環境蕩然無存！

先看看習近平的一些提法（這些提法遠超毛澤東）：

習近平擔任總書記後開始強調“黨領導一切工作”。他比喻：**這就像“眾星捧月”，這個“月”就是中國共產黨。**在國家治理體系的大棋局中，**黨中央是坐鎮中軍帳的“帥”，**車馬炮各展其長，一盤棋大局分明。各個領域、各個方面都必須自覺堅持黨的領導，突出黨的核心領導地位，發揮好領導核心作用。

中共十八屆七中全會上，習近平指出，必須堅持黨領導各項工作的體制機制，確保黨對一切工作的領導，確保黨總攬全局、協調各方。

他在中共十九大報告強調，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的特徵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最大優勢是中國共產黨領導，黨是最高政治領導力量。

習近平再次重申“堅持黨對一切工作的領導”，明確要求必須增強政治意識、大局意識、核心意識、看齊意識，自覺維護黨中央權威和集中統一領導，自覺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動上同黨中央保持高度一致，提高黨把方向、謀大局、定政策、促改革的能力和定力，確保黨始終總攬全局、協調各方。

去年7月16日，習近平在第14期《求是》雜誌發表了《中國共產黨領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的特徵》文章，再提：黨政軍民學，東西南北中，黨是領導一切的；再提黨中央是坐鎮中軍帳的“帥”。

他說，中國最大的國情就是中國共產黨的領導。

堅持黨的領導，首先是堅持黨中央權威和集中統一領導，這是黨的領導的最高原則，任何時候任何情況下都不能含糊、不能動搖。

加強黨對一切工作的領導，這一要求不是空洞的、抽象的，要在各方面各環節落實和體現。

黨是總攬全局、協調各方的，確保黨的領導全覆蓋。

為了全面落實“黨領導一切”，他採取了一系列措施，動作之大甚至超過了毛澤東時代。

**——在宣傳上，**再次出現“黨的一元化領導”概念，甚至出現“定於一尊”，輿論一律，不允許對中共中央方針政策提出任何批評”，“妄議中央”成為一大罪狀；宣傳報道大搞習近平的個人崇拜，凡是對習近平不利的一律封殺，“習近平”三字甚至成為網絡平臺的禁忌，成為言論審查的最關鍵詞。

**——在組織上，**為了定於一尊，建立全國人大常委會、國務院、全國政協、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黨組工作彙報制度——這一制度隨後自上而下建立；

建立中央書記處向政治局常委-實際上是向習近平個人的工作報告制度。

習近平要求這些權力機構，始終在政治立場、政治方向、政治原則、政治道路上同黨中央保持高度一致，把黨的領導體現到工作各領域各方面各環節。

——軍事上，加強中共對軍隊的絕對領導，牢牢掌握軍權。

**——以黨代政：**以中共中央各個領導小組或委員會取代政府職權，習近平親任這些領導小組組長或委員會主任，將本屬於國務院總理職權統統收歸己有。（參閱“習近平是怎樣把握有實權的總理李克強變成‘虛位’總理的？”）

自上而下，從政府到學校、到企業，全面恢復“黨委領導下的……負責制”。

**——政權建設上，**農村的村（黨員之家）、城市社區（原居委會）建立了五臟俱全的基層黨組織，城市社區黨組織所需經費均由財政負擔，憲法規定的“自治組織”再沒有“自治”；

國有企業黨委書記兼任董事長或法人代表；

私營企業、民營企業要求建立黨組織。

——全面加強黨對一切事務的領導

公務員人事由中共組織部統一管理，不再保留單設的國家公務員局，由中共組織部對外保留國家公務員局牌子；

國家機構職能編制歸口中共組織部統一管理，編制委員會辦公室設在中共組織部內；

國家新聞出版廣電總局的新聞出版管理職責劃入中央宣傳部，中共宣傳部對外加掛國家新聞出版署（國家版權局）牌子；

電影管理職責劃入中共宣傳部，中共宣傳部對外加掛國家電影局牌子；

雖然國家民族事務委員會仍作為國務院組成部門，但歸口中共統戰部領導；

國家宗教事務局併入中共統戰部，不再保留單設的國家宗教事務局，中共統戰部對外保留國家宗教事務局牌子；

僑務辦公室併入中共統戰部，不再保留單設的政府僑務辦公室，中共統戰部對外保留國務院僑務辦公室牌子；

國家計算機網絡與信息安全管理中心，由工業和信息化部管理調整為由中共中央網絡安全和信息化委員會辦公室管理；

維護海洋權益有關職責交由中共外事工作委員會及其辦公室承擔，在中共中央外事工作委員會辦公室內設維護海洋權益工作辦公室；

社會治安綜合治理、維護社會穩定的有關職責，交由中共中央政法委員會承擔；

防範和處理邪教問題職責，劃歸中共政法委員會、公安部門（公安也歸中共政法委領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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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此等等，不一而足。

由此，中共將中國社會管控得鐵桶一般，密不透風，政治空氣緊張得令人窒息，輿論環境、經濟環境、社會環境全面惡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