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正在死灰復燃（三）為“文革”翻案的左派大有人在

過去，人們普遍認為，原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中宣部長鄧力群是極左思潮的後臺。他2015年2月10日逝世後，比較活躍的代表人物有原國務院研究中心顧問馬賓﹑原化學工業部部長秦仲達﹑原國家統計局長李成瑞。

此外，經常參與左翼團體活動的還有中國社會科學院原副院長劉國光、光明日報社原副總編輯陳談強、國家發改委宏觀經濟研究院研究員劉日新、中國社科院經濟所研究員左大培﹑北京大學原黨委副書記樑柱、《中流》雜誌原副主編孫瑞林、原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顧問詹武、中國社科院經濟研究所前所長張卓元、中國社科院研究員許建康、中國人民大學教授高鴻業、北京大學教授胡代光、中央民族大學教授張宏良、北京航空航天大學副教授韓德強、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鞏獻田、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劉瑞復等一批人。

烏有之鄉書社的負責人範景崗也很活躍。

當下不少人對改革開放中出現的問題痛心疾首，頗有人眼睛向後看，希望回到“文革”時代。有的人甚至提出“文化大革命”就是好，要發動第二次“文化大革命”來解決中國的問題。馬賓、張宏良、梅俏可算是這方面的代表。

馬賓，冶金工業部原副部長、鞍山鋼鐵公司原總經理、國家進出口委員會副主任、國務院經濟研究中心副總幹事、顧問，2017年3月27日下午在北京去世，享年104歲。

改革開放以來，馬賓無時不在緬懷毛澤東時代，一直主張為文革翻案。在他的記憶中，那是一個公有制經濟昌盛，不脫離群眾且世風良好的年代，轉眼間，在物質刺激和市場效應下，社會風氣敗壞，“滿目都是假，唯有腐敗真”。當此之時，他力呼恢復毛澤東時代治國路線，再來一次“文革”，以清除各種腐敗、不公等社會經濟現象。

2006年，年過九十的馬賓著《紀念毛澤東》，書名下邊特地大字註明：“2006年12月26日”（12月26日是毛澤東的誕辰）。

這本書是雜記、論文、詩詞的合集，總計40多篇，還有近20篇附錄文章。書中收錄的文章大體上包含以下幾方面的內容：

**怎樣看待改革開放以來的形勢？**作者認為，現在是“破產的破產，失業的失業，乞丐公然到廣場討飯，小偷多得防不勝防……工廠礦山事故頻繁……貪汙分子越殺越多，殺不勝殺”，“不推倒這新的三座大山（帝國主義、官僚買辦資產階級和黨內修正主義），就不要想有社會主義”。

**這些問題是怎麼造成的呢？**作者認為，“其歷史根源是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後期，領導權被修正主義分子篡奪，而十一屆三中全會背叛了毛主席路線，修正了馬克思主義的正確路線，不搞階級鬥爭，不搞群眾運動”。

**怎樣解決這些問題？**作者說：“必須翻案，必須造反……搞第二次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這個名字，非常適合中國社會主義革命的內容”，“開展文化大革命，就是堅持以階級鬥爭為綱，堅持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偉大革命實踐。”

馬賓向讀者宣佈：“現在離第一次文化大革命的初期階段，已經快30年了，看來我們應該規劃，積極準備第一次文化大革命的下一階段或叫第二次文化大革命。”

馬賓同時提出鬥爭目標：“在城市，把在改革開放期間一切公有財產被私有化了的財產，全盤收歸為社會主義全民所有。在農村，實行土地國有化、勞動集體化、生活社會化的三農政策。”

再來一次“文革”還不夠！馬賓希望：“七、八年一次，進行幾次，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他還鄭重要求：“徹底為江青、張春橋、姚文元、王洪文等人平反昭雪。”

2008年，北京一些學者和離休高官參加了馬賓的《紀念毛澤東》一書的座談會。張宏良、鞏獻田等人在會上發言，會後還印行了一本《向馬賓同志學習》的小冊子。

馬賓認為，“毛澤東一生貢獻大，文化大革命是其中突出的部分”。他說：“第二次文化大革命，實際上又是一次整黨、清黨。”“在國際上反對美帝國主義，國內反對官僚、腐敗現象和黨內反修正主義鬥爭中，開展第二次、第三次文化大革命運動。”

在座談會上，張宏良以“高舉復興社會主義的思想大旗”為題發言，高度讚揚馬賓是目前中國左翼力量的一面大旗，既是已經覺悟起來的老同志的一面大旗，也是正在走向成熟的年輕同志的一面大旗，還是民族不屈精神的一面大旗。

2019年11月24日，張宏良還寫了另外一篇文章：“向衝在時代最前列的最無私無畏的左翼旗幟馬賓同志學習！”可見他十分崇敬馬賓。

張宏良在座談會上說，馬賓現象不是一個孤立的現象，這個現象本身表明了中國左翼力量正在復興。

張宏良的發言洋洋灑灑幾千字，在第一個問題中就論及“文革”。他引述毛主席的話說，文化大革命是一場演習，演習什麼?首先演習的就是這種大無畏的革命精神！文革一開始，紅衛兵就提出了要發揚“五敢精神”，即敢想、敢說、敢幹、敢革命、敢造反，這是一種何等磅礴的大無畏精神！我們中華民族，我們中國人民，我們中國共產黨人，之所以能夠在百年衰敗的爛攤子上崛起於世界民族之林，依靠的就是這種精神！今天我們更加需要這種精神，今天的中國再次到了生死存亡的關鍵時刻，中華民族再次到了最危險的時候，《中華民族再次到了最危險的時候》是我去年紀念主席誕辰113週年寫的一篇文章，現在看來危機比去年更加迫近。

梅俏發言說：“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的時候，好多人跟不上，而且同情心在鄧小平一邊。當時發表一篇社論，《紅旗》雜誌發的，從資產階級民主派到走資派，現在讀這篇文章是很正確的，江青講過去老幹部70%到80%都是民主派。從現在結果看，江青的話有什麼錯？”

一位名叫敬東的發言說：“30年的所謂改革開放，我們沒有看到什麼進步。我們看到的是政治、經濟、文化、思想的大倒退，是全面糟蹋了社會主義，糟蹋了我們的共產黨……”“中國社會在短短的30年就造就一大批特大官僚、特大地主、官僚買辦、大資本家，這是什麼執政綱領造成的？”敬東的結論是：“不得不呼喚人民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

有北京學者認為，馬賓、張宏良的這些主張，就是“正在復興的中國左翼力量”為“拯救中國”開出的藥方，令人毛骨悚然。

馬賓由此被自由派精英戴上一頂“左的精神領袖”的帽子。他曾經的同事吳敬璉公開批他開倒車，更將他打入“舊路線和舊體制的捍衛者”之列。

吳敬璉與馬賓一樣，也十分痛恨腐敗，但他與馬賓持有完全相反的立場。他表示：“我不主張革命，因為我們這一代人的教訓太痛苦了。”他說，“他要求全面回到毛澤東時代，認為是市場經濟造成了今天的腐敗等問題，實際恰恰相反，這是改革不夠深入。”

與馬賓相識並同為東北老鄉，曾任全國政協常委、國家經委副主任、廣西壯族自治區政府副主席的趙維臣對筆者說，馬賓這些想法是完全錯誤的，他這個人的腦袋就是一根筋，極左。

另一本引人注目的書是梅俏著的《毛澤東的“珠峰”》。這本書大約30萬字。

翻開書，目錄後面是一位署名“戴公”的人給作者的信。信中說：“祝賀你寫了一部捍衛毛澤東晚年思想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著作……文化大革命是偉大的，但同時又是豐富而複雜的，還需要有更多的人來研究。”

據介紹，梅俏寫這本書很下了一點功夫，收集了一些鮮為人知的史料，從毛澤東與劉少奇、林彪、鄧小平的關係，毛澤東的“反修”理論探索以及“文革”中的外交活動等幾個角度，詳細評述了“文革”的過程，並且批判了“文革”結束之後，“死不改悔的走資派”“翻案復辟”，導致“衛星上天，紅旗落地”的“背叛行徑”。

梅俏在書裡寫了一個衣衫襤褸的農民工，以此作為改革開放的縮影和寫照。與此同時，對於國務院在2006年全部取消了農業稅，給種田的農民發放多種補貼，以及多年來逐漸打破城鄉二元結構，鼓勵農民進城，卻隻字不提。

這是“文革”結束30多年來國內僅見的一本從“左”的角度思考“文革”的長篇專著。

據梅俏說，寫作此書用了兩年，完成於2004年12月。書稿完成之後，“是一位退休的農村支部書記贊助出版的”。2006年12月26日，該書“再版後記”說：“本書於今年5月出版後，得到讀者的認可。在大家的贊助和要求下，年底再版。”

過去，我一直認為，改革開放40餘年的中國在不可能倒退回去，人民不可能答應“文革”悲劇重演。但當前的“左”的社會思潮、激進的憤青現象、仇官仇富的情緒…… 讓人感到，如果不加以引導、管控，第二次“文革”不是不會重演。

**我們千萬不可低估了極左思潮的影響力。**放大改革開放的問題，渲染計劃經濟年代的人人平等，沒有腐敗，沒有黃賭毒，沒有貧富分化，人人的生活有保障…… 很能蠱惑人心，處在社會底層的草根階層很容易接受這些東西。

更令人不解的是，中共中央和中國政府並採取措施，壓制“文革”式的極左思潮，還在讓那些左翼團體和馬賓、梅俏、張宏良之流任意發表為“文革”翻案的言論。

我越來越相信溫家寶的判斷：文革的錯誤並沒有完全清除，沒有政治體制改革的成功，文革悲劇還有可能重新發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