驚鴻一瞥：“文化大革命”從批判文化藝術界拉開序幕

歷史是一面鏡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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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年前爆發的一場震撼中國大地的文化大革命，是從批判文化藝術界打開缺口、拉開序幕的！

1965年11月10日，署名姚文元的《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 發表於上海《文匯報》，成為“文化大革命”的導火線。

後來獲知，早在1962年，江青就找到中宣部、文化部的四個正副部長，提出要批判《海瑞罷官》，卻不料受到冷落。

1964年下半年，江青又在北京找人寫文章批《海瑞罷官》，再次遭到拒絕。

但是，江青不久就得到上海方面的支持。1965年初，她和上海市委主管宣傳的書記張春橋共同商討，由姚文元寫批判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的文章。

整個寫作過程是在秘密狀態下進行的。

1967年2月，毛澤東主席在一次接見外賓時曾談到：“開頭寫我也不知道，是江青他們搞的。搞了交給我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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圍繞著《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的寫作與發表，這段時間發生了五件大事：

第一件大事：批判“三家村”

1961年，北京市委刊物《前線》為鄧拓（北京市委書記處書記）、吳晗（北京市副市長）、廖沫沙（北京市委統戰部部長）開《三家村札記》雜文專欄，後來增設《燕山夜話》，以雜文形式針砭時弊。

他們三人被稱為“三家村”。

對“三家村”的批判是從批判廖沫沙的《有鬼無害論》開始的，但那時還沒有和‘文化大革命’聯繫起來。

實際上，對崑曲《李慧娘》和作家廖沫沙為其所寫的劇評《有鬼無害論》的批判，是這場文化大批判的開端，也是其主要內容之一。因此，這是當代中國文化史上的一個標誌性事件。

到了1965年，開始批判《三家村札記》、《燕山夜話》，作者鄧拓、吳晗、廖沫沙三位大佬被打成“三家村反黨集團”。

矛頭直接對準“針插不進、水潑不進”的北京市委。

一般把批判“三家村”視為“文化大革命”的前奏、序曲和預演。

第二件大事：改組文化部

1965年的七八月間，中央對文化部進行大改組，涉及面之大，調整的幹部之多，是建國以來從未有過的。

這年4月7日，中央免去了文化部領導齊燕銘、夏衍的職務，茅盾仍然保留部長職務。

之後，主要從三個方面調來大批幹部進入文化部：一是南京軍區，南京軍區第二政委肖望東被任命為文化部第一副部長、黨組書記，南京軍區政治部秘書長趙長河任辦公廳主任，舟嵊要塞區政治部副主任聶鳴九任政治部副主任，南京軍區政治部宣傳部長劉宗卓任政策研究室主任；

二是上海市：上海市委書記處書記石西民為文化部第二副部長、黨組副書記。隨同石西民調來的還有上海市委辦公廳副主任常萍任文化部辦公廳副主任。

三是中央任命湖北省委書記處書記趙辛初為文化部副部長，武漢軍區政治部主任顏金生為副部長兼政治部主任。政治部各二級部的部長和許多處長几乎都撤換了。

這次大換班，涉及中央對文化藝術界的政治評判。正如後來“五一六”通知所說，這實際是“徹底批判學術界、教育界、新聞界、文藝界、出版界的資產階級反動思想，奪取在這些文化領域中的領導權。”

第三件大事：林彪委託江青召開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

《海瑞罷官》發表後，開始受到北京方面的冷落。

1966年1月21日，江青從上海到蘇州找林彪談對文藝的一些想法和意見。

第二天（1月22日），林彪向總政治部發了指示：“江青同志昨天到蘇州來，和我談了話。她對文藝工作方面在政治上很強，在藝術上也是內行，她有很多寶貴的意見，你們要很好重視，並且把江青同志的意見在思想上、組織上認真落實。”

隨即，林彪指令總政治部派人到上海參加江青召開的“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

江青說：“我要請‘尊神’，請解放軍這個‘尊神”支持我。”

第四件大事：彭羅陸楊事件

1966年5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對彭真、羅瑞卿、陸定一、楊尚昆所謂“陰謀反黨集團”立案。其中彭真的所謂“錯誤”，主要是主持制定了《二月提綱》，抵制了對《海瑞罷官》的批判。

由此掃清了開展文化大革命的組織障礙。

第五件大事：第一張“馬列主義”大字報

1966年中央發出“五一六通知”後，5月25日，北京大學哲學系黨總支書記聶元梓等7人聯名貼出了題為《宋碩、陸平、彭佩雲在“文化大革命”中究竟幹了些什麼?》的大字報，攻擊北京大學黨委和北京市委。

大字報中的宋碩為北京市委大學部副部長，陸平為北京大學校長、黨委書記，彭佩云為北京市委大學部負責人、北京大學黨委副書記。

後來，這張大字報被定性為“全國第一張‘馬列主義’大字報”。

1966年6月1日，經中央批准，新華社播發這張大字報；當晚，中央人民廣播電臺向全國廣播。

同日，《人民日報》發表題為《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論。

6月2日，《人民日報》全文刊登了北大的這張大字報，並配發了《歡呼北大的一張大字報》的評論員文章，號召群眾起來徹底摧毀“黑幫”、“黑組織”。

8月5日，毛澤東親筆寫下“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

從此，“文化大革命”席捲全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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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之後，又發生了一件大事，矛頭直指當時在一線主持工作的劉少奇。

1967年1月，《人民日報》發表姚文元標題為《是愛國主義還是賣國主義》的文章，從批判姚克的《清宮秘史》開始，拉開了把國家主席劉少奇趕下臺的序幕。

早在1954年，毛澤東主席在支持“小人物”李希凡批判俞平伯的《紅樓夢研究》和胡適唯心主義思想時，又一次提出了批判《清宮秘史》的問題。主席寫道：“被人稱為愛國主義影片而實際是賣國主義影片的《清宮秘史》，在全國放映之後，至今沒有被批判。”

阻止批判的原因可能跟劉少奇認為《清宮秘史》是愛國主義的表態有關。

幾年後，毛澤東主席再次說道：“《清宮秘史》五年來沒有批評，如果再不批評，欠債越來越多了。”

直到1965年姚文元發表《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文章，同年12月21日，毛澤東主席在杭州同陳伯達、田家英、胡繩、關鋒、艾思奇談歷史和哲學問題時，再一次提出批判《清宮秘史》，指出：“《清宮秘史》有人說是愛國主義的，我看是賣國主義的，徹底的賣國主義。”

毛澤東主席認為黨內有一些人，總是存在著要依靠外國勢力，依靠帝國主義的支持，實現他們的政治目標的思想傾向。

很快，劉少奇就被批鬥，隨之被打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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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場運動之所以“文化大革命”命名，除了它是從批判文化藝術界拉開序幕，更涉及中央對整個文化藝術界的基本評價。

上世紀六十年代，對於文藝界的問題，毛主席曾經進行了十分嚴厲的批評，他說過這樣一段話：

“各種藝術形式一一戲劇、曲藝、音樂、美術、舞蹈、電影、詩和文學等等，問題不少，人數很多，社會主義改造在許多部門中，至今收效甚微。許多部門至今還是‘死人’統治著。不能低估電影、新詩、民歌、美術、小說的成績，但其中的問題也不少。至於戲劇等部門，問題就更大了。社會經濟基礎已經改變了，為這個基礎服務的上層建築之一的藝術部門，至今還是大問題。這需要從調查研究著手，認真地抓起來。許多共產黨人熱心提倡封建主義和資本主義的藝術，卻不熱心提倡社會主義的藝術，豈非咄咄怪事。”

現在不少人拿毛主席的這段話來寫照當今的文藝界。

實際上，從反右開始，中央就開始關注文化藝術界的動向。

1958年2月下旬，毛主席在審閱修改《文藝戰線上的一場大辯論》一文時，關於“文藝上的修正主義路線”部分，他加寫道：

“在我國，一九五七年才在全國範圍內舉行一次最徹底的思想戰線上和政治戰線上的社會主義大革命，給資產階級反動思想以致命的打擊，解放文學藝術界及其後備軍的生產力，解除舊社會給他們戴上的腳鐐手銬，免除反動空氣的威脅，替無產階級文學藝術開闢了一條廣泛發展的道路。在這以前，這個歷史任務是沒有完成的。這個開闢道路的工作今後還要做，舊基地的清除不是一年工夫可以全部完成的。但是基本的道路算是開闢了，幾十路、幾百路縱隊的無產階級文學藝術戰士可以在這條路上縱橫馳騁了。文學藝術也要建軍，也要練兵。一支完全新型的無產階級文藝大軍正在建成。”

1964年5月15日，毛主席會見阿爾巴尼亞婦女代表團和電影工作者，談到文藝問題，時說：

“電影、戲劇、文學，不反映現代工農是不好的。我們社會還有許多意識形態未改造，現在正在做這個工作。我們的黨是工人農民的黨，政權是工農的政權，軍隊是工農的軍隊，作為上層建築的一部分的意識形態，應當反映工農。舊的意識形態可頑固了。舊東西攆不走，不肯讓位，死也不肯，就要用趕的辦法。但也不能太粗暴，粗暴了，人不舒暢。要用細緻的方法，戰勝舊的，舊的還有其市場。主要的是我們要以新的東西代替它。你提倡的，是不會一下子實現的，你提倡你的，他實行他的。文藝為工農兵服務已經提了幾十年了，可是我們的一些工作同志，嘴裡贊成，實際反對。包括一些黨員、黨外人士，愛好那些死人，除了死人就是外國人，外國的也是死人，反映死人，不反映活人。”

1964年6月11日，毛主席在主持中央工作會議全體會議時提出要抓理論，抓文藝。他說：

比如唱戲，就是沒有改革過來，這十五年根本沒有改，什麼工農兵，他根本不感興趣，他感興趣的是那個封建主義和資本主義，所謂帝王將相、才子佳人。”

1965年6月11日，毛主席在在杭州接見中共中央華東局書記處成員時談到文藝工作，指出：

“文藝座談會我講了話，放了空炮，以後二十幾年沒有整個抓文藝戰線，結果長期以來照樣是帝王將相、才子佳人佔統治地位，盡是那一套，勞動人民只是打武場、跑龍套。現在要改一改，讓勞動人民當主人，才符合我們現在的情況。”

毛主席當時提出的要改一改，就是要在文化戰線上搞一場社會主義革命，讓工農兵登上文藝舞臺，讓勞動人民當主人，唱主角。

在這種思想指導下，出現了革命樣板戲。

在1966年5月16日的中共中央通過的“五一六”通知中，毛主席指出牛鬼蛇神“多年來塞滿了我們的報紙、廣播、刊物、書籍、教科書、講演、文藝作品、電影、戲劇、曲藝、美術、音樂、舞蹈等等，從不提倡要受無產階級的領導。”

毛澤東主席要求：

“徹底批判學術界、教育界、新聞界、文藝界、出版界的資產階級反動思想，奪取在這些文化領域中的領導權。”

文化大革命正式開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