懷璧其罪？為何美國社會包括正副總統都拿谷愛凌撒氣？

在本屆冬奧，谷愛凌再次代表中國參賽成為話題人物，遭受冰火兩重天的煎熬：在中國，她被熱捧；在美國，她被萬炮齊轟。

從互聯網平臺到媒體，從電視主持人到嘉賓，從媒體人到政治評論員，一起下場，痛批谷愛凌，給她貼上“忘恩負義”、“可恥”、“叛徒”各種標籤。

這場風波竟然把美國政要捲進來，高調怒噴。

密歇根州共和黨眾議員麗莎·麥克萊恩在國會共和黨新聞發佈會上公開開火：有些運動員在美國出生、訓練、生活，享受美國賦予的一切自由與機會，卻毫無尊重地去代表另一個國家。

事件迅速發酵，美國保守派媒體和社交平臺炸鍋，有人直呼“撤銷國籍、驅逐到中國”。

最具代表性的是美國副總統萬斯和財政部長貝森特，直接點名批評，聲稱“在美國長大理應為美國效力”。

谷愛凌回擊：“我被當作出氣筒”。

一個運動員而已，何以鬧出如此風波？

想了很多詞語，終於想起中國一個典故：匹夫無罪，懷璧其罪！

谷愛凌之“罪”，不在其行為而在其身份上！

作為美籍華人，谷愛凌代表中國參賽，這被美國批評者視為政治不忠！

身份認同是美國保守派的核心價值觀。在他們看來，谷愛凌在美國出生、長大、成名，卻“選擇與自己的國家競爭，這是大逆不道的，是不愛美國或政治不忠誠的表現。

最有代表性的是萬斯的一套說法。

萬斯說道：“我確實認為，一個在美國長大，受益於我們的教育體系、享受著讓我們這個國家成為偉大之地的自由和權利的人，我更希望他們代表美國參賽。所以，我會支持美國運動員，我認為這其中一部分原因在於他們認同自己是美國人。這就是我在本屆奧運會上支持的運動員。”

在接受福克斯新聞節目採訪時，被問到谷愛凌的國籍資格是不是應該改變一下，萬斯說，他不知道谷愛凌的參賽資格應該如何，但表示，他希望美國公民能夠選擇代表美國在世界舞臺上競技。

奧運規則規定，“同時擁有兩個或以上國籍的人，可以代表其中任意一個國家參賽。” 爭議的焦點在於中國不承認雙重國籍。美國的批評者認為，中國不承認雙重國籍，而谷愛凌始終拒絕明確回應是否已放棄美國國籍。

谷愛凌曾回應，稱“我在美國時是美國人，在中國時是中國人。”批評者並不滿意這種說辭。這種法律上的“模糊地帶”讓很多美國人感到不公平，認為她在享受中國政府給予的特殊待遇的同時，仍保留著美國護照的便利（如在斯坦福大學讀書、在美國生活等）。

同樣是“雙重身份”代表異國參賽的例子比比皆是，但為什麼谷愛凌會被聚焦，被扣上“背叛”或“取代”的帽子？比如本場資格賽第一名的是美籍選手佐伊·阿特金，她代表英國參賽，為何無人批評？

這就是“匹夫無罪，懷璧其罪！”——谷愛凌不僅代表中國參賽，而且奪金摘銀，徹底激怒了批評者。

所以谷愛凌之“罪”，在於她的“可見度”與“象徵性”。谷愛凌既是高調的全球化偶像，又是中國隊中成績搶眼的運動員。當金牌銀牌一次次亮相時，她就被不喜者放在了一個政治化的放大鏡下，放大了質疑。

為了抵消谷愛凌的“可見度“，也為了證明“身份認同”的政治正確，美國的批評者豎立起另一個座標：美籍華人劉美賢。華裔花樣滑冰選手劉美賢代表美國參賽，而且成績不亞於谷愛凌。美國輿論在怒斥谷愛凌之際，瘋狂讚美劉美賢。

劉美賢當然值得稱讚，中國媒體、中國輿論也高度讚美劉美賢。不同的是，中國一視同仁地讚美谷愛凌和她，不帶任何政治傾向。

問題在於，批評者進一步將問題高度政治化，不僅將劉美賢塑造成“愛國者”，而谷愛凌只是個“逐利者”，更把劉美賢對美國的“忠誠”與谷愛凌的“不忠”做對比，而且還大肆渲染其父的“政治異見身份”，將對她的宣傳高度意識形態化。

為了鎖定谷愛凌的“身份”，美國批評者開始人肉搜索谷愛凌，從她的父母，到她的外祖父外祖母 …… 無所不用其極。

為了搞臭谷愛凌，美國媒體及批評者開始刁難谷愛凌。

一是說谷愛凌是為了利益而選擇代表中國參賽。為此“扒出”了她的收入來源和金主，矛頭直指中國政府。

二是攻擊谷愛凌被中國收買。為此編造出許多故事，其中包括CIA、FBI的揭發，以及對劉美賢的警示和劉美賢接受此警示的故事。

這進一步加劇了美國社會的負面情緒。批評者認為，谷愛凌的決定並非出於她口中的“激勵中國女孩”，而是基於巨大的中國市場和商業代言利益。

社交媒體則給谷愛凌貼上另類道德標籤，指責她是“機會主義者”或“僱傭兵（Mercenary）”，認為她利用雙重身份在兩國之間“左右逢源”。

三是將谷愛凌與所謂“人權“問題捆綁在一起，質疑她的政治立場。美國媒體、美國政治人物在批評谷愛凌時，無一不是在”人權“問題上抹黑中國。

針對谷愛凌對川普的批評，華盛頓智庫哈德遜研究所研究院邁克·索博利克、共和黨傳播策士馬特·威特勒克發文，直白地質疑谷愛凌為何批評美國總統而不批評中國。

谷愛凌事件只是中美關係的一個縮影，從一個側面反映了中美關係的敏感度。

隨著中美關係的持續緊張，公眾人物包括體育明星往往被要求在政治問題上表態。在面對西方媒體關於人權、言論自由等敏感話題的提問時，谷愛凌通常採取“體育超越政治”或“我不瞭解”的態度。這種中立被美國部分精英階層解讀為對特定政治體制的“默許”或“妥協”。

此外，文化與階層的隔閡也是谷愛凌事件發酵的重要因素。美國輿論批評谷愛凌，在一定意義上是對其精英形象的反彈。

谷愛凌完美的“學霸+名模+冠軍”形象，以及她在社交媒體上展示的高端生活方式，有時會引發普通民眾的反感。一些評論認為，她代表的是一種可以隨意跨越國界的“全球精英階層”，這與由於地緣政治緊張而感到不安的普通大眾產生了心理距離。

斯通希爾學院（Stonehill College）斯坦利·坦加拉吉教授表示，這一事件同時揭露了“亞裔美國人必須在極度不穩定的社會與政治環境中掙扎”。他說，他們“往往只能以有限的方式被認可，而任何政治行為都會立即將他們與美國社會割裂開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