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深度影響並操控美國政治的可怕且神秘組織浮出水面

昨天的文章談到以色列如何影響川普政府決策，本文則揭示以色列通過何種渠道、形式操控美國政治。

（一）掌控美國政治的是個什麼組織

**美國以色列公共事務委員會（**American Israel Public Affairs Committee，簡稱 AIPAC），原名美國猶太復國主義公共事務委員會，成立於1951 年，總部位於華盛頓。首席執行官艾略特·布蘭特。他在AIPAC任職近30年，於2024年底接替了執掌該組織近20年的霍華德·科爾（Howard Kohr）。

該組織創始人以賽亞·肯南（Isaiah L. “Si” Kenen）受僱於以色列政府，旨在通過政治遊說強化美以關係。他被認為是讓美以關係從最初的鬆散合作走向緊密的安全同盟的關鍵人物。

1959年，美國猶太復國主義公共事務委員會更名為AIPAC。

這次更名並非簡單的字面改動，而是該組織歷史上最重要的戰略轉型。

在1950年代，“猶太復國主義者（Zionist）”這個標籤在某種程度上限制了組織的代表性。當時，許多美國猶太人雖然堅定支持以色列的生存和發展，但他們未必加入了特定的復國主義組織，甚至有些非復國主義猶太團體（如當時的美國猶太人委員會 AJC）對“復國主義”標籤持保留態度。

而且，“美國猶太復國主義委員會（AZC）”曾面臨美國政府的壓力。艾森豪威爾政府時期，司法部曾考慮將某些復國主義組織列為“外國代理人”。

為了團結整個美國猶太社區，也為了消除美國政府的憂慮，使其政治身份合規化且“去外國化”，成為一個涵蓋所有美國親以力量的“大帳篷”，創始人賽·肯南（I.L. “Si” Kenen）決定將名稱中的“猶太復國主義”替換為“以色列”。更名後，諸如反誹謗聯盟（ADL）等更廣泛的全國性猶太團體開始參與進來，極大地增強了該組織在華盛頓的遊說分量。

更名進一步強調了這是一個美國人”為了“公共事務”而設立的機構，旨在突出其作為美國國內民意代表的合法性，而非以色列政府的直接分支。早期的組織側重於推動建立猶太國家的意識形態敘事；而更名後的AIPAC則明確將目標定位於“加強美以戰略伙伴關係”。

正如卡爾森近期在節目中所暗示的，這種更名使得該組織能夠更靈活地將“以色列的利益”與“美國的國家利益”在話語體系中高度綁定。

更名後的AIPAC成為美國最有權勢、影響力最大的政治壓力集團（利益集團）之一，其核心目標是加強、保護和促進美國與以色列之間的關係。

AIPAC被公認為華盛頓“最有效的遊說機器”之一，其影響力跨越了民主黨和共和黨。

（二）AIPAC權勢滔天：兩黨高層同時站臺的組織

AIPAC前官員斯蒂文·羅森曾用一個例子說明該組織的權勢：他把一塊餐巾放在《紐約客》雜誌的記者傑弗裡·戈德堡面前說：“在24小時裡，我們能夠有70名參議員在上面簽名。”

美國頂層政治人物“參加”該組織活動，通常要在 AIPAC 年度政策會議（Policy Conference）上發表主旨演講，或接受其下屬 PAC 的政治捐款與背書。

幾乎每一任美國總統及主要大選候選人都會在 AIPAC 的舞臺上“面試”。

喬·拜登擁有數十年的參與紀錄。他曾多次在 AIPAC 會議上宣稱：“如果不曾有一個以色列，我們也必須發明一個。”

唐納德·川普曾在 2016年以候選人身份在 AIPAC會議上發表著名演講，並在其任內通過遷使館等政策深度契合了AIPAC的核心訴求。

希拉里2016年參選總統時，也在AIPAC會議上演講，表達力挺以色列的立場。

卡瑪拉·哈里斯作為建制派民主黨的代表，她長期維持著與 AIPAC 的互動，以平衡黨內進步派的壓力。

邁克·彭斯、尼基·黑利兩人均為 AIPAC會議的常客，黑利因其在聯合國期間的對以立場，被視為該組織在共和黨內最堅定的盟友之一。

川普1.0的國務卿蓬佩奧、拜登政府國務卿布林肯都在AIPAC會議上發表演講。

此外，AIPAC 與國會“四大金剛”（兩黨在參眾兩院的領袖）關係極其緊密。

參議院多數黨領袖查克·舒默是AIPAC長期支持者，自稱是“以色列在參議院的守護者”。

參議院少數黨領袖米奇·麥康奈爾，堅持確保共和黨在對外援助法案中始終優先考慮以色列。

眾議院議長邁克·約翰遜，代表共和黨內福音派力量，與AIPAC 保持高度協同。

眾議院少數黨領袖哈基姆·傑弗里斯，儘管黨內有不同聲音，但他多次率領民主黨代表團訪問以色列並出席 AIPAC 活動。

在議會中，AIPAC還有一些關鍵的“中堅力量”與捍衛者，他們是AIPAC 政策在國會落地的具體執行者。如紐約州民主黨人裡奇·託雷斯，被視為 AIPAC在進步派陣營中的“旗手”，他積極反駁黨內“小分隊（The Squad）”對以色列的指責。

眾議院溫和派民主黨的領袖約什·哥特海默，經常在撥款委員會中為以色列國防項目爭取資金。

共和黨內的鷹派代表林賽·格雷厄姆，是 AIPAC 推動對伊強硬政策的核心盟友。

（三）AIPAC擁有超過600萬名“親以美國人”成員

（1）核心基本盤是猶太裔美國人。

雖然猶太裔在美國總人口中佔比不高，但他們是AIPAC的決策層和核心資金來源。

主流猶太社區。這一群體主要集中在紐約、洛杉磯、芝加哥及南佛羅里達等大城市。他們是AIPAC成立初期的基石，關注以色列的安全與生存。

組織化領袖。包括成千上萬的猶太社區領袖、拉比以及商界精英，他們通過“捐贈俱樂部”（如華盛頓俱樂部等）形成強大的政策遊說合力。

隨著年輕一代猶太裔（如J Street支持者）對以政策出現分歧，這部分成員在600萬大盤中雖然權重最高，但比例正在被稀釋。

（2）規模化基石：基督教福音派

這是AIPAC成員中人數最多的群體。極右翼保守派中的頭面人物都屬於這個群體。

AIPAC 600萬成員中，絕大多數實際上是非猶太裔的基督教徒，特別是福音派和“基督教錫安主義者”。

這一群體規模龐大，分佈在全美各地的“紅州”和農村地區。他們通過與CUFI（聖經支持以色列基督徒聯合會，擁有上千萬成員）的交叉協作，為AIPAC提供了在國會435個選區的地緣覆蓋。

當AIPAC號召向議員致電或發郵件時，福音派選民是響應速度最快、數量最多的力量，他們將支持以色列視為宗教使命。

（3）權力槓桿層：政治捐贈者與專業精英

這部分成員人數不到10萬，但其能量遠超其餘590萬人。

**——高淨值捐贈者。**通過 AIPAC PAC 和 Super PAC（聯合民主項目），這部分成員能調動上億美元的競選資金。他們不僅支持親以議員，還專門在兩黨初選中阻擊對以強硬的候選人。

**——兩黨建制派。**AIPAC強調其“兩黨共識”特徵。成員中既有傳統的共和黨保守派，也包括大量親商、溫和派的民主黨支持者。

（4）戰略管道：少數族裔與青年領袖

為了應對美國人口結構的變化，AIPAC近年來顯著增加了對少數族裔的吸納。

**——非裔與拉美裔領袖。**AIPAC積極招募少數族裔的民選官員、神職人員和社區領袖。例如在2026年的中期選舉中，AIPAC通過支持非裔親以候選人，試圖抵消“進步派（The Squad）”在少數族裔選區的影響力。

**——校園活動家。**每年在全美數百個大學校園培訓學生會主席和青年領袖。這部分成員作為“未來種子”，確保美以關係的長期政治影響力。

（四）AIPAC影響決策的四個俱樂部+白宮-實現政治權力全覆蓋

（1）捐贈俱樂部（按年捐款額度分級）

（2）華盛頓俱樂部(Washington Club)，加入AIPAC核心圈的入門門檻為1800美金/年。

（3）國會俱樂部 (Capitol Club)，入會資格為3600美金/年起。

（4）參議院俱樂部 (Senate Club)，入會資格為10000美金/年起。成員可參加專門的高級政客見面會。

（4）總統內閣(President’s Cabinet)，加入資格為25000美金/年起。這是AIPAC最高級別的個人支持者，通常直接參與組織的高層決策諮詢和以色列實地考察團。

（五）AIPAC的動員規模、影響力決策和選舉的四個層級

決策捐贈層或頂層政治槓桿，有5000 - 10000人，年捐款25000美金/年以上，可參與白宮/國會核心宴會。

活躍遊說層，影響專業政策，有5萬 – 10萬人，可定期訪問國會，參與年度政策會議。

數字行動層，影響草根選票群體，有550萬 - 580萬人，使用AIPAC App一鍵致電議員、轉發倡議郵件。

長效戰略投資對象：學生/青年儲備，有10,000+人，主要是組織校園辯論、遊學以色列和儲備未來人才。

近二十年來，AIPAC的戰略轉型：從“精英閉環遊說”到“大規模數字動員”，全力發展特殊人群。包括①學生與青年領袖。通過“舒斯特曼倡議學院”（Schusterman Advocacy Institute）等項目，每年培訓數百名大學生（Diamond Leaders）和高中生，確保在大學校園內對抗BDS運動（抵制、撤資、制裁以色列運動）。

②兩黨聯盟，成員既包括傳統的共和黨保守派，也包括大量的溫和派民主黨人。

③各界精英，包括猶太社區領袖、基督教福音派領袖、工會代表及商界高管。

（六）AIPAC實行“總部指揮+區域深耕”的模式

除了華盛頓全國總部，在全美設有10個以上的主要區域中心，確保在全美50個州、435個選區對候選人擁有影響力。

東北部：紐約市、波士頓。

東南部：亞特利大、邁阿密、博卡拉頓。

中西部：芝加哥、克利夫蘭。

西南部：休斯敦、達拉斯。

西部：洛杉磯、比弗利山莊、舊金山、西雅圖。

此外在各州設有城市分會（Local Chapters），通過定期的午餐會、簡報會凝聚當地政商精英。

（七）AIPAC工作重心是影響美國政治包括戰略、外交、金援和打擊反猶太運動。

**①安全援助。**確保美國每年向以色列提供鉅額軍事援助（如著名的《諒解備忘錄》確定的每年約 38 億美元援助）。

**②戰略合作。**推動美以在反恐、情報共享和導彈防禦（如“鐵穹”系統）方面的深度合作。

③外交支持。確保美國在聯合國等國際場合支持以色列，反對針對以色列的抵制、撤資及制裁（BDS）運動。

**④遏制威脅。**遊說美國政府對伊朗實施制裁，並打擊中東地區的反以色列勢力。

（八）AIPAC通過影響、控制政治人物從而掌控美國

AIPAC並非單一實體，而是由三個功能互補的法律部分組成的“聯合體”，這種結構使其能在政策遊說和選舉政治中同時發揮作用：

①AIPAC (501(c)(4))為核心遊說主體。主要負責在國會進行政策遊說、撰寫立法建議、組織遊說周，不能直接向候選人捐款，但可以進行不限量的政治倡議活動。

**②AIPAC PAC即傳統的政治行動委員會。**自2021年底成立以來，它允許成員直接通過該平臺向特定的親以候選人捐款。截至2026年週期，它已成為向國會候選人提供直接捐款最多的PAC之一。

③聯合民主項目 (United Democracy Project, UDP)。這是一個超級政治行動委員會（Super PAC）。它擁有數千萬美元的資金池（2026年中期選舉預算據稱接近1億美元），專門用於在兩黨初選中支持親以候選人，或通過廣告投放阻擊對以強硬派。

其核心部門，①政治部：負責追蹤國會每一位成員的投票紀錄及競選動態。②政策研究部： 為議員提供關於中東局勢的技術性簡報。③領導力學院(Leadership Institute)：專門負責培訓各行業的“意見領袖”。

AIPAC的主要運作機制

鑑於法律限制遊說組織直接捐款，AIPAC並不直接給候選人捐款，而是通過以下方式行使影響力：

政治行動委員會 (PAC)。近年來成立了 AIPAC PAC 和超級 PAC（名為 United Democracy Project, UDP），直接投入數以億計的美元支持親以色列的總統、副總統和兩院議員候選人，以及州長候選人，並通過媒體、平臺、廣告發布負面消息，打擊反對者。

進行立法遊說。AIPAC 的專業說客和基層志願者經常與國會議員會面，推動相關法案的通過。

開展“免費教育旅行”，從新人階段開始“洗腦”。每年資助大量美國國會議員、尤其是新當選的“政治菜鳥”，前往以色列實地考察，以建立長期的情感和政治聯繫。這些旅行通常是全額資助、規格極高的。議員們在以色列會見頂級軍政官員，參觀鐵穹防禦系統。這種“先入為主”的體驗往往讓許多議員在政治生涯早期就建立了對美以關係的深厚共鳴，使其在回國後的投票中幾乎無條件支持相關援助。

舉辦年度政策會議：每年的 AIPAC 年會是華盛頓的重要政治盛事，通常會吸引包括總統、副總統及絕大多數國會議員參加。

（九）AIPAC利用美國政治遊戲規則操控美國政治

在美國政治學界，關於AIPAC 是“遊說（Influence）”還是“控制（Control）”美國政治，存在著持久的爭論。

與其說它“控制”了美國，不如說它利用美國現有的政治遊戲規則，將自己的影響力發揮到了極致。

（1）戰略敘事將“以色列利益”等同於“美國國家安全”

這是AIPAC 最成功的意識形態構建。AIPAC成功地將“支持以色列”包裝成了美國兩黨的共識紅線。他們宣傳以色列是中東唯一的民主燈塔，是美國情報和軍事的最前線。

在華盛頓，反對 AIPAC 的主張政治代價極高：往往會被迅速貼上“反對國家安全”或“反猶主義”的標籤。對於大多數政治人物來說，支持以色列是“零成本”的政治正確，而反對則是“自毀前程”。

（2）“旋轉門”效應，深度滲透政治精英層

AIPAC 與美國政府高層之間存在著緊密的人員流動鏈條。它建立人才數據庫，推薦許多 AIPAC 的前僱員進入國會議員辦公室擔任外交政策顧問，或進入國務院、國防部任職；反之，許多資深議員（如前參議員埃文·貝赫等）在卸任後也會為 AIPAC 提供諮詢。

（3）操縱金錢政治

作為政治上的“滿級玩家”，在選舉週期中，AIPAC 的角色就不再僅僅是一個“政策倡導者”，而變成了“最大的政治捐款機”。根據 2024年的數據，它支持了389名候選人，其中 318人當選，幾乎覆蓋了半個國會。

它的邏輯很簡單——我不一定能讓你當選，但我一定有能力讓你落選。在 2024 年和 2026 年初的幾場初選中，AIPAC 通過飽和攻擊式的負面消息和廣告，精準打擊那些試圖“對以色列援助附加條件”的候選人。

就在幾個月前，新澤西州前眾議員湯姆·馬林諾夫斯基僅僅因為在援助問題上稍微鬆口，就遭到了AIPAC的“倒戈”打擊。這種“殺雞儆猴”的效應，讓大多數議員在涉及到以色列議題時，寧願選擇沉默或順從。

（4）實施利益捆綁

AIPAC 成功的地方在於，它將以色列的利益與美國的國家安全、軍工產業和高科技發展深度綁定。

深度綁定軍工複合體。美國給以色列的 38 億美元年援，絕大部分必須用來購買美國生產的武器（如 F-35、導彈防禦系統）。這意味著支持 AIPAC 的議員，實際上也在為自己選區的軍工廠爭取訂單。

釋放技術紅利。2026 年通過的《FUTURES Act》法案顯示，美以在 AI、無人機和網絡安全領域的合作已經進入“合體”階段。對美國政客來說，支持這種合作被視為維持美國全球技術霸權的必要手段。

（十）間諜式的掌控美國政治人物信息命脈

作為美國政治的最大玩家，AIPAC之所以能夠成為華盛頓“遊說權力的天花板”，更在於其收集美國政治經濟文化情報、特別是政治人物信息（黑料）的能力。在這一點上，它比之摩薩德有過之而無不及。

AIPAC 情報與專業性極強，其提供的簡報和立法建議往往比政府內部的還要詳盡，許多議員甚至直接使用 AIPAC 起草的法案底稿進行提案。

AIPAC通過其遍佈美國各個角落的龐大網絡，“掌控”美國政治人物的一切動向，政治傾向、人際關係、家庭狀況、財務狀況、與國外的聯繫……總之，一切的一切，從而掌握目標對象的軟肋，在選舉時決定是否捐贈，或關鍵時刻放出好料或黑料，從而影響目標對象的政治生命。

它建立了無所不在的“關鍵聯繫人”制度。AIPAC 擁有一套被稱為“秘密武器”的組織架構，即Key Contacts（關鍵聯繫人）制度，實施人盯人戰術。AIPAC 在全美各選區都培養了資深會員。對於每一位參議員或眾議員，AIPAC都會匹配 5至15 名能直接給議員打私人電話、且在當地有影響力的“核心選民”。當議員需要在某項法案上投票時，他們接到的不是來自說客的騷擾電話，而是來自他們家鄉的大金主、私人醫生或老同學的“關切”。這種方式比專業說客更有效。

它最令人生畏的戰術是干預黨內初選。它真的有能力通過雄厚的財力，讓不聽話的人在黨內初選階段就直接消失。如果一名議員對以色列持批評態度，AIPAC 會投入千萬美元支持其競爭對手。這在在政治學中，這被稱為“初選威懾”。

舉幾個典型案例

2024年，它斥巨資成功讓賈馬爾·鮑曼和科裡·布什這兩名資深進步派議員落選。這是美國曆史上眾議院選舉中花錢最多的一場初選，具有里程碑式的意義。

鮑曼是紐約第 16 選區的眾議員，著名的進步派成員。他多次公開批評以色列對加沙的軍事行動，並稱其為“種族滅絕”。

於是AIPAC在短短一個月內投入了超過1400 萬美元，瘋狂投放針對鮑曼的負面廣告。有趣的是，這些廣告很少直接談論以色列，而是攻擊他的考勤率、火警烏龍事件等個人汙點。

結果鮑曼在 2024 年 6 月的民主黨初選中慘敗給建制派對手。這向所有民主黨議員發出了一個強烈信號：批評以色列的代價是丟掉議席。

緊隨鮑曼之後，另一位進步派旗手科裡也沒能倖免。科裡·布什是密蘇里州眾議員，同樣也是對以政策的堅定批評者。

AIPAC 及其盟友投入了近 900 萬美元，支持她的挑戰者韋斯利·貝爾。結果科裡初選落敗。至此，AIPAC 在 2024 年成功“幹掉”了兩名最激進的批評者，其戰績在華盛頓引起了極大震動。

只要是反猶太反以色列，即使是猶太裔議員也不放過。在AIPAC那裡，政治立場高於一切，甚至高於宗教身份。

安迪·萊文萊文是來自密歇根州的眾議員，他本身是一名猶太裔美國人，曾任猶太教堂的主席。但他支持以巴“兩國方案”，並主張限制對以軍事援助。

儘管萊文有深厚的猶太背景，但 AIPAC認為他“不夠親以”。他們投入約 400萬美元支持他的黨內競爭對手。結果萊文落選。事後萊文感慨道：“即便你是一個虔誠的猶太人，只要你對某些政策持批評態度，你就是他們的敵人。”

追溯到更早的2002 年辛西婭·麥金尼麥金尼案例。案例主角是佐治亞州的資深議員，她因對巴勒斯坦的同情立場而激怒了親以遊說集團。AIPAC 動員了全美的捐贈者支持她的對手。她在落選後曾公開表示，在華盛頓有一張“忠誠誓言”，如果你不簽署支持以色列的聲明，你的政治生涯就會面臨終結。

（十一）AIPAC對川普國家安全團隊的控制

2025年4月11日，《知乎》發表文章，詳細描述了AIPAC如何對川普國家安全團隊進行控制，這裡不再贅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