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中国“证券教父”管金生及万国证券不得不说的故事（三）彻夜把酒畅谈，和管金生成莫逆之交

文 / 365解.密· 2018.12.12· 10 分钟阅读

1992年照片

从万国黄埔营业部出来，天色已晚，华灯初照，王培君有事离去。管金生领我到黄埔营业部斜对面一个小酒馆，上得二楼，坐在靠窗的位置，其他人在楼下。小酒馆被万国包下，没有外客，很清静。二楼就我俩，面对面坐下，点了些上海本地菜，记得冷菜有海蜇头、烤麸、雪菜毛豆，热菜有百叶结红烧肉、黄芽菜烧油豆腐、雪菜烧黄鱼等，然后点了一瓶轩尼斯。

有个小插曲，管金生先要了两碗米饭，叫老板先上红烧肉，对我说，喝酒前先就着红烧肉吃饭，对胃好，不会醉。没想到他竟有如此经验。我二话没说，就跟进了。从此以后，我们在一起，喝酒前都要点红烧肉就饭吃，这样成为一种习惯。

然后，打开轩尼斯，边喝酒边聊天

这是我们此生最长的一次对饮，也是最长一次敞开心扉的谈话。整个谈话真诚、坦率，彼此没有客套，没有虚言。

管金生开始对我说，你今天的表现很不错，得到了万国的一致认可，连最傲气、最挑剔的谢荣兴也竖起大拇指直夸你。

让我吃惊的是，管金生对我说，我找人看了你的相，看相人觉得你面善，有造化，可以信赖。还配了我俩属相，说我俩各方面很合。所以，我就放心与你交往。没想到管金生相信这一套。这时，我陡然想到和管金生初见面时，坐在他身旁那个默不作声的人。我笑笑，没有点破。

在管金生的询问下，我抛开这一切顾虑，谈了自己的经历，包括下放、当工人、读大学、读研，还有官场生活，谈了价值观和社会理念，也谈了为何下海，以及公司的发展设想。

我说，我也是吃过苦的，15岁下乡，而后当了几年工人。进工厂时还不到16岁，前三年学徒，刚开始每月18元工资，三年满师定级，按照上海8类地区工资标准37.44元。后来当上厂团委书记，然后考大学。

他问，你怎么想到考大学？

我说，一直想读书，之前没机会读书，小学还没毕业就遭遇“文革”，停课了，中学都没有上。现在好了，恢复高考了，就决定试一试。

我说，其实我基础很差。有人对我说，你一个连初中都没有上的，还想考上大学？异想天开吧！我也觉得是个梦想，但就是不服气，想跟命运搏一搏。那时上班很紧张，白天工作，晚上看书，拼了命了看书。没想到给考上了，不然还得呆在工厂。

管金生问，后来呢？

我说，上了大学也是拼命读书，真是“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想把失去的时间夺回来。大学毕业就考了研究生，政治经济学专业。研究生毕业时，学位评审委员会和系里都要求我留校，说我适合当老师，搞研究。但我希望做实际工作，坚持离开学校，进了政府，当了公务员，从事计划工作，也一帆风顺，干出了些成绩，差不多一年一个台阶往上升。

管金生笑说，有志者事竟成。看来还是要吃点苦，吃了苦才会励志，就会奋斗，所谓“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 ，一点不错。又说，听说你在全国计划和体改系统有点名气，青年才俊呀，怎么想到下海？

我说，当时我有几个选择，一个是留下来，组织上已经有新的安排；另一个是调往国家计划委员会（现在的发改委）；①再一个，那时也想去深圳特区工作，也有两个选择：一是可调往深圳计划局②，二是到深圳有关部门工作③。这些都是体制内的选择。但是，我喜欢挑战，觉得政府工作已经尝试了，没有了神秘感，希望到市场经济的大海里闯荡一番，看看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不管做得怎样，是骡子是马，拿出来溜溜，即使不成功，总算尝试了，不留下遗憾。

我说，你不是也一样吗，也不满足于官场生活？

管金生，这你也知道？

我笑笑，没言语。

然后，管金生也跟我谈起他的出身和闯荡上海滩的故事。

管金生其实不是上海人，而是典型的江西佬。他1947年出生，属猪，老家江西樟树市，是从农村出来的，一个贫苦家庭的孩子。18岁考入上海外国语学院，然而生不逢时，遭遇“文革”，毕业后被分配到机关做了9年行政工作。1979年，已是32岁的他考研重回母校读研，攻读法国文学，1982年获法国文学专业硕士。他最初的理想是成为研究法国文学的学者。然而，造化弄人，毕业后找不到对口的工作，只能忍痛放弃学者梦，改行入上海国际信托投资公司，整日喝茶看报，感到英雄无用武之地。

在山重水复、最感无奈之时，一个偶然的机会让他凸显于世。那是1983年，他因懂外语而被临时选中担任中美国际投资研讨会秘书长，他演讲时一口流利的法语语惊四座。会后获邀请，赴比利时布鲁塞尔大学进修，一举拿下商业和法学两个硕士学位，成为当时国内屈指可数的了解资本市场的精英。

听到这里，我笑着说道，机会总是为有准备的人留下的。这也应了一句话：上帝为你关上一扇门，就一定会为你打开一扇窗。管金生与我对视而笑。

管金生继续说，归国后，他被派到上海市委党校的一个“振兴上海研究班”里去“深造”，很长一段时间无所事事。时值80年代后期，在他最无奈之时，邓小平视察上海，提出把上海外滩建成东方华尔街。这一宏伟构想让他振奋，让他激动，热血沸腾，一夜不眠，奋笔疾书，下笔万言，痛陈中国金融之落后，畅言创建中国证券市场之重要，并请愿作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他也没有料到，他的建议被接纳。1988年，他出头创办了万国证券，任总经理。

我插话，听人说，从那时起，你管金生就在证券市场里横冲直撞。

管金生不以为然道，实际上，开始创办万国证券，经营很艰难，他是带着人背着麻袋跑国库券跑出万国的业务基础的。

我插话，听谢荣兴说了，那时你们条件很困难，吃了不少苦头。

管金生：1988年，财政部允许国库券上市流通交易。他嗅出其中商机，利用各地国库券差价大的特点，率万国当时仅有的10来个人倾巢出动，跑遍了全国大中小城市和偏远乡村，到处收购国库券，从无数散户手中收来券额5元、10元的国库券，塞进一个个麻袋运回上海。有一次，他独自一人到福州，一下吃进几百万元的国库券，租了一辆汽车装上足足几麻袋直送上海，装不下的两个大旅行袋，一手拎一个坐飞机回去，到上海的时候，袋子的底部已经撑破了，连拉带抱地总算出了机场。

我唏嘘不已，感慨：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又笑说，孟子曰：天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指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你吃了这苦中苦，成就了现在的“证券教父”呀。

管金生开心地笑了，说他的追求是一种卓越，做梦都想着怎样将万国办成中国的美林，中国的野村。

靠着几年的打拼，这个曾立志当学者的矮个子，戏剧性成为中国“证券之王”；这个从江西山村走出来的农家小子，蓦然成为驰骋上海滩的金融巨鳄。管金生的人生堪称传奇！

管金生书写了中国证券业改革开放前10年历史中夺目的一页。在中国早期证券市场上，其名声之大，鲜有人能出其右。

知了这些，不由得对管金生油然起敬。说起来很离奇，这样有名的金融家竟然是背麻袋背出来的！

实际上，我俩都是那种喜欢挑战，喜欢创新的人，所以彼此惺惺相惜，心心相通。**所谓，酒逢知己千杯少，唯有友情可通心。**那个时候，我脑海里一度出现陈亮与辛弃疾相识时的对饮与畅谈的情景。

我们就这样，畅饮一夜，畅谈一夜。当天色发亮，早起的人们开始吆喝的时候，我们已然喝了1瓶轩尼斯，4瓶上海老黄酒。下得楼去，楼下已空无一人，只剩下酒店老板等着我们。酒店老板说，他们熬不住，早就回家了。我俩这才意犹未尽地离开那个小酒店。

正是这一夜畅饮，让我永远记住了这个小酒店。随着时间的变迁，这个小酒店可能早已不在了，但它在我的记忆中定格成永恒。

从这个小酒馆畅饮开始，我和管金生成为莫逆之交，从此像兄弟一样交往。管金生也说，我们以后就是兄弟了。我们没有搞那种结拜的礼仪，却结成了兄弟。管金生比我大一些，而且睿智与沉稳，在我心中就是老大哥。之后，我一直称他为“老管”，他叫我的名字“新华”。

我们之间一直保持热线联系，有什么事情都会沟通，相互商量。管金生大凡有重要一点的事情，都要招呼我去上海，或者约到一个地方见面沟通。

慢慢地，我领悟到，合作实际上是人与人之间的合作。双方对上眼了，才谈得上合作。再者，做生意就如同做人，首要的是诚恳待人，就如后来我跟潮州人打交道时，他们说的那句话：先交朋友，后做生意；生意做不成，还是要做朋友。

我跟管金生之间，就是这样，对上眼了，一见如故，成了朋友，然后才是生意合作。

注解：

①1989年国家计委在杭州开会，研究计划与市场关系。在第一次小组会上，时任国家计委副主任桂世镛参加，会议开始冷场，主持会议的国家计委体改法规司司长魏立群点名我发言，我只得带头发言，将我平时思考的问题摆出来。记得讲了这么几个问题：条块分割严重，阻碍区域经济发展和城乡一体化；部门利益严重，为各自利益收取费用增加社会负担；财政预算不全，预算外收入过大导致投资分散，并可能成为腐败土壤……..桂世镛十分惊奇，询问魏立群我是谁，知道后当即决定我在第二天大会发言，并安排国家计委人事司司长连夜赶往杭州考察。第二天大会上，我脱稿发言，讲了当时诸多重要问题，引发震动。国家计委专题发了内部简报。会议结束前，魏立群跟我谈话，要求我调往国家计委体改法规司。后几经沟通，因市里挽留而有决定下来。1992年9月决定下海时，国家计委派顾国新前来跟我谈，要求我尽快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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