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中國“證券教父”管金生及萬國證券不得不說的故事(三)徹夜把酒暢談,和管金生成莫逆之交
1992年照片
從萬國黃埔營業部出來,天色已晚,華燈初照,王培君有事離去。管金生領我到黃埔營業部斜對面一個小酒館,上得二樓,坐在靠窗的位置,其他人在樓下。小酒館被萬國包下,沒有外客,很清靜。二樓就我倆,面對面坐下,點了些上海本地菜,記得冷菜有海蜇頭、烤麩、雪菜毛豆,熱菜有百葉結紅燒肉、黃芽菜燒油豆腐、雪菜燒黃魚等,然後點了一瓶軒尼斯。
有個小插曲,管金生先要了兩碗米飯,叫老闆先上紅燒肉,對我說,喝酒前先就著紅燒肉吃飯,對胃好,不會醉。沒想到他竟有如此經驗。我二話沒說,就跟進了。從此以後,我們在一起,喝酒前都要點紅燒肉就飯吃,這樣成為一種習慣。
然後,打開軒尼斯,邊喝酒邊聊天
這是我們此生最長的一次對飲,也是最長一次敞開心扉的談話。整個談話真誠、坦率,彼此沒有客套,沒有虛言。
管金生開始對我說,你今天的表現很不錯,得到了萬國的一致認可,連最傲氣、最挑剔的謝榮興也豎起大拇指直誇你。
讓我吃驚的是,管金生對我說,我找人看了你的相,看相人覺得你面善,有造化,可以信賴。還配了我倆屬相,說我倆各方面很合。所以,我就放心與你交往。沒想到管金生相信這一套。這時,我陡然想到和管金生初見面時,坐在他身旁那個默不作聲的人。我笑笑,沒有點破。
在管金生的詢問下,我拋開這一切顧慮,談了自己的經歷,包括下放、當工人、讀大學、讀研,還有官場生活,談了價值觀和社會理念,也談了為何下海,以及公司的發展設想。
我說,我也是吃過苦的,15歲下鄉,而後當了幾年工人。進工廠時還不到16歲,前三年學徒,剛開始每月18元工資,三年滿師定級,按照上海8類地區工資標準37.44元。後來當上廠團委書記,然後考大學。
他問,你怎麼想到考大學?
我說,一直想讀書,之前沒機會讀書,小學還沒畢業就遭遇“文革”,停課了,中學都沒有上。現在好了,恢復高考了,就決定試一試。
我說,其實我基礎很差。有人對我說,你一個連初中都沒有上的,還想考上大學?異想天開吧!我也覺得是個夢想,但就是不服氣,想跟命運搏一搏。那時上班很緊張,白天工作,晚上看書,拼了命了看書。沒想到給考上了,不然還得呆在工廠。
管金生問,後來呢?
我說,上了大學也是拼命讀書,真是“兩耳不聞窗外事,一心只讀聖賢書”,想把失去的時間奪回來。大學畢業就考了研究生,政治經濟學專業。研究生畢業時,學位評審委員會和系裡都要求我留校,說我適合當老師,搞研究。但我希望做實際工作,堅持離開學校,進了政府,當了公務員,從事計劃工作,也一帆風順,幹出了些成績,差不多一年一個臺階往上升。
管金生笑說,有志者事竟成。看來還是要吃點苦,吃了苦才會勵志,就會奮鬥,所謂“吃得苦中苦,方為人上人” ,一點不錯。又說,聽說你在全國計劃和體改系統有點名氣,青年才俊呀,怎麼想到下海?
我說,當時我有幾個選擇,一個是留下來,組織上已經有新的安排;另一個是調往國家計劃委員會(現在的發改委);①再一個,那時也想去深圳特區工作,也有兩個選擇:一是可調往深圳計劃局②,二是到深圳有關部門工作③。這些都是體制內的選擇。但是,我喜歡挑戰,覺得政府工作已經嘗試了,沒有了神秘感,希望到市場經濟的大海里闖蕩一番,看看究竟是怎麼一回事,不管做得怎樣,是騾子是馬,拿出來溜溜,即使不成功,總算嘗試了,不留下遺憾。
我說,你不是也一樣嗎,也不滿足於官場生活?
管金生,這你也知道?
我笑笑,沒言語。
然後,管金生也跟我談起他的出身和闖蕩上海灘的故事。
管金生其實不是上海人,而是典型的江西佬。他1947年出生,屬豬,老家江西樟樹市,是從農村出來的,一個貧苦家庭的孩子。18歲考入上海外國語學院,然而生不逢時,遭遇“文革”,畢業後被分配到機關做了9年行政工作。1979年,已是32歲的他考研重回母校讀研,攻讀法國文學,1982年獲法國文學專業碩士。他最初的理想是成為研究法國文學的學者。然而,造化弄人,畢業後找不到對口的工作,只能忍痛放棄學者夢,改行入上海國際信託投資公司,整日喝茶看報,感到英雄無用武之地。
在山重水複、最感無奈之時,一個偶然的機會讓他凸顯於世。那是1983年,他因懂外語而被臨時選中擔任中美國際投資研討會秘書長,他演講時一口流利的法語語驚四座。會後獲邀請,赴比利時布魯塞爾大學進修,一舉拿下商業和法學兩個碩士學位,成為當時國內屈指可數的瞭解資本市場的精英。
聽到這裡,我笑著說道,機會總是為有準備的人留下的。這也應了一句話:上帝為你關上一扇門,就一定會為你打開一扇窗。管金生與我對視而笑。
管金生繼續說,歸國後,他被派到上海市委黨校的一個“振興上海研究班”裡去“深造”,很長一段時間無所事事。時值80年代後期,在他最無奈之時,鄧小平視察上海,提出把上海外灘建成東方華爾街。這一宏偉構想讓他振奮,讓他激動,熱血沸騰,一夜不眠,奮筆疾書,下筆萬言,痛陳中國金融之落後,暢言創建中國證券市場之重要,並請願作第一個吃螃蟹的人。他也沒有料到,他的建議被接納。1988年,他出頭創辦了萬國證券,任總經理。
我插話,聽人說,從那時起,你管金生就在證券市場裡橫衝直撞。
管金生不以為然道,實際上,開始創辦萬國證券,經營很艱難,他是帶著人揹著麻袋跑國庫券跑出萬國的業務基礎的。
我插話,聽謝榮興說了,那時你們條件很困難,吃了不少苦頭。
管金生:1988年,財政部允許國庫券上市流通交易。他嗅出其中商機,利用各地國庫券差價大的特點,率萬國當時僅有的10來個人傾巢出動,跑遍了全國大中小城市和偏遠鄉村,到處收購國庫券,從無數散戶手中收來券額5元、10元的國庫券,塞進一個個麻袋運回上海。有一次,他獨自一人到福州,一下吃進幾百萬元的國庫券,租了一輛汽車裝上足足幾麻袋直送上海,裝不下的兩個大旅行袋,一手拎一個坐飛機回去,到上海的時候,袋子的底部已經撐破了,連拉帶抱地總算出了機場。
我唏噓不已,感慨:千里之行,始於足下。又笑說,孟子曰:天降大任於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指亂其所為,所以動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你吃了這苦中苦,成就了現在的“證券教父”呀。
管金生開心地笑了,說他的追求是一種卓越,做夢都想著怎樣將萬國辦成中國的美林,中國的野村。
靠著幾年的打拼,這個曾立志當學者的矮個子,戲劇性成為中國“證券之王”;這個從江西山村走出來的農家小子,驀然成為馳騁上海灘的金融巨鱷。管金生的人生堪稱傳奇!
管金生書寫了中國證券業改革開放前10年曆史中奪目的一頁。在中國早期證券市場上,其名聲之大,鮮有人能出其右。
知了這些,不由得對管金生油然起敬。說起來很離奇,這樣有名的金融家竟然是背麻袋背出來的!
實際上,我倆都是那種喜歡挑戰,喜歡創新的人,所以彼此惺惺相惜,心心相通。**所謂,酒逢知己千杯少,唯有友情可通心。**那個時候,我腦海裡一度出現陳亮與辛棄疾相識時的對飲與暢談的情景。
我們就這樣,暢飲一夜,暢談一夜。當天色發亮,早起的人們開始吆喝的時候,我們已然喝了1瓶軒尼斯,4瓶上海老黃酒。下得樓去,樓下已空無一人,只剩下酒店老闆等著我們。酒店老闆說,他們熬不住,早就回家了。我倆這才意猶未盡地離開那個小酒店。
正是這一夜暢飲,讓我永遠記住了這個小酒店。隨著時間的變遷,這個小酒店可能早已不在了,但它在我的記憶中定格成永恆。
從這個小酒館暢飲開始,我和管金生成為莫逆之交,從此像兄弟一樣交往。管金生也說,我們以後就是兄弟了。我們沒有搞那種結拜的禮儀,卻結成了兄弟。管金生比我大一些,而且睿智與沉穩,在我心中就是老大哥。之後,我一直稱他為“老管”,他叫我的名字“新華”。
我們之間一直保持熱線聯繫,有什麼事情都會溝通,相互商量。管金生大凡有重要一點的事情,都要招呼我去上海,或者約到一個地方見面溝通。
慢慢地,我領悟到,合作實際上是人與人之間的合作。雙方對上眼了,才談得上合作。再者,做生意就如同做人,首要的是誠懇待人,就如後來我跟潮州人打交道時,他們說的那句話:先交朋友,後做生意;生意做不成,還是要做朋友。
我跟管金生之間,就是這樣,對上眼了,一見如故,成了朋友,然後才是生意合作。
註解:
①1989年國家計委在杭州開會,研究計劃與市場關係。在第一次小組會上,時任國家計委副主任桂世鏞參加,會議開始冷場,主持會議的國家計委體改法規司司長魏立群點名我發言,我只得帶頭髮言,將我平時思考的問題擺出來。記得講了這麼幾個問題:條塊分割嚴重,阻礙區域經濟發展和城鄉一體化;部門利益嚴重,為各自利益收取費用增加社會負擔;財政預算不全,預算外收入過大導致投資分散,並可能成為腐敗土壤……..桂世鏞十分驚奇,詢問魏立群我是誰,知道後當即決定我在第二天大會發言,並安排國家計委人事司司長連夜趕往杭州考察。第二天大會上,我脫稿發言,講了當時諸多重要問題,引發震動。國家計委專題發了內部簡報。會議結束前,魏立群跟我談話,要求我調往國家計委體改法規司。後幾經溝通,因市裡挽留而有決定下來。1992年9月決定下海時,國家計委派顧國新前來跟我談,要求我儘快表態。

(顧國新與我交談)
桂世鏞後任國務院政研室主任、國家行政管理學院院長;
魏立群后任國家計委秘書長、中央財經領導小組辦公室副主任、國務院政研室主任、國家行政管理學院常務副院長;
顧國新後調任物資部,再後來調往全國供銷總社任副主任。
②當時,國家計委副主任盛樹仁協調,讓我調往深圳市計劃局,深圳市同意。1992年我決定下海時,深圳市計劃局委派劉志庚問我意見,是否決定調往深圳市計劃局。
劉志庚時任深圳市計劃局局長助理,後任深圳市龍崗區區長、書記,東莞市市委書記、廣東省副省長,因貪腐案入獄;
③當時深圳市市委研究室主任張思平向時任深圳市市委書記厲有為推薦我,提議調往深圳市有關部門任職。張思平後調往海南省經濟發展中心任主任,再後來調回深圳市任常委、副市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