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英廉政公署的神秘使命：港督东厂、特务内控
在人们的印象或认知里，香港廉政公署以反贪腐闻名，令腐败分子闻风丧胆，反贪模式为全球反贪机构所效仿。
实际上，这只是它的外表。撕开它的伪装，其背后隐藏着鲜为人知的另一面：一个神秘的纪律部队（港英时期，将警察、安保、廉政公署统称为“纪律部队”），一个隐秘的特工组织，一个港英政府的凶恶鹰犬。其权力无限大！
在最近爆发的暴乱活动中，突然爆出一个惊人消息：廉政公署主动调查所谓“元朗七二一袭击市民事件”，并决定成立专责小组跟进，调查方向主要是警务人员有否涉及公职人员行为失当。香港民主党议员林卓廷说，有强烈证据显示，香港警方未尽责保护乘客，严重背离职守，廉政公署有适当的权力及角色就事件展开调查。
显然，廉政公署超出其职权范围，或者它本身的职权没有限制。实际上，廉政公署自成立以来，就不是一个单纯的“反贪”机构，而是直接对港督负责的管控港府公务员（包括警察），并扩大到社团、商界、学界的等多层面的纪律部队，其执法权力极大，管控范围无边际。
**从廉政公署成立时起，其组成人员就不隶属政府公务员架构，而是独立于政府构架之上的特殊权力机构。其最初组建，就受英国军情五处直属的间谍机构港警政治部掌控，由港警政治部抽调官员，加上港督派遣官员组成。**其负责人是具有多年情报经验的港警政治部高管，例如行动处负责人彭定国爵士就是前港警政治部的主管。
廉政公署形式上是针对当时警界贪腐成风而设立，实际上还有另一层职能，一种不能对外明说的任务，即通过打击警界贪腐而控制警界，包括香港警务处和安保部门。为了实现后一目标，在由港警政治部牵头设立廉政公署的同时，港警政治部也向警务处、保安部派出高管，实施掌控。
港警政治部同时渗透、掌控这三个机构，是基于1967年爆发的香港“五月风暴”和“六七左派暴动”的局势。港英政治部作为间谍与特工机构，在平息这场暴动及后续清理“左派”的活动中起到了关键作用。此事件给港英政府敲响了警钟，引起英国及港督的高度重视，在港督和英国军情五处的直接领导下，港警政治部的职能发生了重要变化，即由过去主要从事情报，转变到同时渗透、管控港英政府敏感部门，对所有公务员（包括警察）实施监控的特工活动。
**这一转变发生在70年代初期。1970年代开始，港警政治部成为港警高官的摇篮，控制着香港警察机构、保安部，并渗透到权力极大的廉政公署，实质掌控着廉政公署。**当时，港警政治部开始转型，变得更为专注内部安保业务，专门成立保安部(Security Branch)，负责警队内部和重要政府部门内部的安保工作，并防止敌对国家特工的渗透。
促使廉政公署成立的直接事件是葛柏总警司贪污案。葛柏（Peter Fitzroy Godber），英国人，曾任皇家香港警队外籍总警司，涉嫌贪污。以葛柏所拥有的权力与地位，除非港督亲自出面才可能查处。在时任港督麦理浩的指示下，时任警务处处长薛畿辅亲自主持调查葛柏案。但葛柏潜逃往英国，引起香港社会的哗然，积聚已久的民怨爆发，发起“反贪污、捉葛柏”的大游行，要求港英政府缉捕葛柏归案。1973年10月，麦理浩在《施政报告》中提出要成立一个向港督本人负责、并独立于警队的反贪机构，终促成廉政公署在1974年2月17日成立。
香港廉政公署（Independent Commission Against Corruption，缩写ICAC），原称“总督特派廉政专员公署”，从成立时起，就是一个与所有的政府机关相脱离的独立的执法机构兼纪律部队，由专员、副专员及其他委任人员组成，职员1200多人。
**廉政公署在港督的直接领导下，拥有绝对的权力。**它依靠此绝对权力，的确在反贪腐上取得成绩。廉政公署名义上打击贪腐，这个故事听起来很美。在港英政府和媒体大肆渲染下，廉署给外界正面而良好的评价，正因为如此而很好地掩盖了其真正目的。
港英时期的廉政公署一直以来的重中之重，就是查处警界“违法”，产生寒蝉效应，从而确立之对于警界的绝对权威。
从廉政公署的历史背景看，它从一开始就被港警政治部渗透、掌控，成为一个准特工组织。
首任廉署专员姬达
实际上，**这是一个具有内控职能的特务机构。它只对香港最高领导-港督负责，拥有犹如包公龙头铡的权力和锦衣卫东厂的手段。**当时创办人-首任廉政专员姬达（英国人）出身于英国皇家空军，他在廉署的左右手就是英国军情局间谍，也是公开的秘密。他也是香港政府应对1967年暴动的核心决策人物。
廉政公署创始成员及高管主要由港警政治部抽调官员，加上港督派遣官员组成，如行动处负责人彭定国爵士就是前港警政治部的主管。其成立不久，就从英国聘请了一批资深警务人员，不乏间谍参与其中。
港英时期，先后7任廉政专员，都清一色的英国本土出生，出身于英国皇家部队，或任职港英警务处，或主管香港保安事务。而这两个机构同样为港警政治部所控制。
比如，第2任廉政公署专员陆鼎堂（Donald Luddington），出身于英国皇家陆军，在1949年2月，以官学生（今政务官）身份到香港政府供职，展开其殖民地生涯。他先后任职理民官、华民政务司署、警务处、辅政司署、工商署等部门，期间服役于皇家香港防卫军，1960年11月晋升为防卫司兼首席助理辅政司，主管香港保安事务。1973年至1976年，调任任英属西太平洋高级专员及所罗门群岛总督；1977年调返香港，出任公务员叙用委员会主席；1978年接替姬达为第2任廉政专员。
第4任廉政专员班乃信（Geoffrey Thomas Barnes），出身于女皇直属皇家西根德军团，1970年4月加入香港政府，任职于皇家香港警务处，出任副保安司，后晋升为首长级乙级政务官，1981年班乃信以署理保安司身份，首次出席立法局会议，1985年至1988年出任总督特派廉政专员，离职后改任保安司兼立法局官守议员，而保安部门正是间谍机构港警政治部下辖机构。
第5任廉政专员谢法新（David Gregory Jeaffreson），谢法新，出身英国皇家陆军CBE，JP，1961年到香港出任政务主任，1982年11月至1988年2月改任保安司，卸任前曾署任布政司，期间同时出任立法局官守议员。
**香港回归前夕，港英当局撤销原情报机构-港警政治部，将原政治部人员安插到香港政府各部门和公共机构，其中不少人进入了廉政公署。**在原政治部特工操控下，在后过渡期中英就香港问题展开错综复杂角力之时，廉署积极配合港英当时的政策，“在幕后协助末代港督彭定康做了许多坏事，更成为港英当局抗拒平稳过渡、打压爱国爱港人士的政治工具”。
事实上，港英政治部的一些人员和线人在回归前已秘密转移至廉署工作，成为英方一些重要的潜伏棋子，在关键时刻，发挥关键作用。回归后英国人离开，留下的还不仅是政治部经过训练的人员。港警政治部作为一个整体，早已于37年前消散在这座城市的车水马龙间，但他的触角，早已经伸向香港警察机构、香港廉政公署……还有数不清的政府部门，一直在中英情报对垒的第一线悄无声息地发挥作用。
岭南大学公共管治研究部主任李彭广曾通过研究英国解密档案，撰写《管治香港》一书，揭开了殖民地时代香港管治的部分神秘面纱。在查阅解密档案中李彭广了解到，英治时代，政府机构内部会有安全系统监察内部人员，“另外就是秘书，港英时代，所有的机要秘书都是英国来的，一些重要部门都要自己信得过的人”。港英时代，最敏感的是属于情报部门的“政治部”。李彭广在解密的1973年档案中看到，香港政府最高层的600个职位需经过最严密的背景和保安审查，其中三分之二，即400个是警察部门职位，“我估算，起码有300人属于政治部”。
据香港媒体《亚洲周刊》曾刊发的一篇报道，在一份北京关于香港问题的报告中曾提到，**“廉署在回归前是彭定康操控的准特务机构”，“属于香港权力最大、工作性质最为特殊的执法机构。由于这个机构的工作方式和侦查手段都非常独特，属于最核心的部门，因而一直受到港英当局严密控制并安插大批身份特殊的人士进入”。**此文还提到，英国的情报刺探工作也使北京忧虑，廉署作为“特区最锋利的刀把子”，正刺向特区政府，甚至会刺向中联办和北京的驻港机构。
报道指出，**廉署这个“准特务机构”内部被英国人渗透，在内部监控机密通信，对一些案件在重要时刻向传媒“爆料”，并影响调查方向。**报道指它近年所调查的案件中，不少具有强烈的政治动机。“廉署在回归前是彭定康操控的准特务机构”，“属于香港权力最大、工作性质最为特殊的执法机构。由于这个机构的工作方式和侦查手段都非常独特，属于最核心的部门，因而一直受到港英当局严密控制并安插大批身份特殊的人士进入”。这也使北京忧虑，廉署作为“特区最锋利的刀把子”，正刺向特区政府，甚至会刺向中联办和北京的驻港机构。
有研究报告指，**监查廉署运作的多个委员会负责人大多都由传统亲英人士担任。**并举例：“审查贪污举报谘询委员会拥有监察廉署正在调查重要案件的大权，而现任施祖祥，以前就是末代港督彭定康的私人秘书，其政治倾向和与英方的密切程度可见一斑。施祖祥获得最多传媒镁光灯聚焦的日子，便是1991年出任宪制事务司，为末代港督彭定康奔走香港与北京间，与中方官员唇枪舌剑谈判香港政制改革问题；期间，港澳办前主任鲁平更曾点名批评他。该委员会还包括了香港中电集团总裁包立贤、史乐夫等外籍人士，由他们来决定廉署是否结束某个案件的调查大权，这显然是非常不妥当的。
香港回归后，按照《基本法》和一国两制的原则，除了原先英籍的廉专员外，其余1300多名廉政人员基本是原班人马直接过渡进入特区政府。当时，出于大局的考虑，一直未对廉署进行适当而必要的清理，因而未能实际掌控这把‘特区最锋利的刀把子。因此，廉署中上层负责人基本上是在回归前进入廉署的，其真实身份以及政治倾向如何，大都难以调查清楚。
香港回归后，受到外部势力操控的廉署掌握实权人士，就利用中方的克制及忍让，在回归之后依然没有调整其政治立场，没有按照成立的初衷，集中打击和防止政府公务员和公营机构以权谋私及贪污行为，反而是把刀锋主要指向了私人机构的所谓贪污行为上，甚至有意无意地采取了双重的执法标准：对反对派人士很明显的违法行为，如民主党的立法会议员涂谨申以公款租用自己物业，以权谋私的行为，他们就轻轻放过，甚至不顾强烈的舆论和社会反应，拒不立案调查；相反，对爱国爱港人士在社会生活或营商过程中出现的瑕疵，就重锤出击，抓住不放，采用各种特殊手段收集证据，非要弄到起诉不可。虽然廉政专员由中央任命，但是他们实际上掌控不了廉署。
2013年5月27日，凤凰新闻综合报道说，北京一份《关于香港廉政公署目前存在问题》研究报告（下称报告）指出，廉署中上层被英国人渗透，内部通信遭监控，专员权力被架空，无从掌控运作。廉署近年一些案件具强烈政治动机，如麦齐光案和汤显明案。英国人欲藉汤案阻止香港和内地融合，让“特区最锋利的刀把子，插向港府与中联办”。
报告提到，廉署属香港极机密机构，廉政专员属于这机构的最高领导，但却有人可以知道他的通讯秘密和隐私。据香港媒体报道：获“可靠消息”指出，廉署去年（2012年）决定调查前特首曾荫权涉嫌贪腐的翌日（2月28日），中联办警务联络部部长谢小青曾致电廉署，并于当晚邀约时任廉政专员汤显明。报料人试图将曾荫权、汤显明、中联办串在一起泼以脏水，却没有任何实质内容。爆料人是谁？廉政专员和什么人通电话，此人又怎么知道？究竟是廉政专员的电话被人窃听，还是廉政专员相信了不该相信的人？
廉政专员权力往往被下属架空。报告举出一个例子：担任廉政专员长达5年多的汤显明，对廉署实际运作也无从掌控。2011年3月18日下午，香港练马师简炳墀因涉嫌贿选而被廉署拘捕，而当天上午，汤显明还和简一起打高尔夫球。事后，他非常尴尬，在廉署开会时责问下属为什么不提前告知，让廉署最高领导人和一个即将被廉署逮捕的疑犯在一起打球，但廉署有关人员敷衍了事，汤对此无可奈何。
现任特首梁振英刚上任，廉署内部也在麦齐光事件中扮演微妙角色。报告以麦齐光事件为例，指廉署“闪电式”调查与拘捕麦齐光，根本没有向梁报告，只是在拘捕半小时前通知了梁振英，令梁措手不及。政务司长林郑月娥也因不了解案情而在之前为麦政治担保，造成政治上极大的被动。
一些廉署人员私下表示，麦齐光案另有政治目的，因为麦早已退休而他任职港府期间政绩很好，屡获晋升，经历5次严格品格审查完全无问题，但一旦林郑月娥请他出山，再度加盟政府，甫上任就被“爆料”说几十年前任职政府时租房有问题。由于港英时期的警察政治部对政府内部高官的资料全部掌握，而回归时就将这些秘密资料全部带回伦敦，彷若不定时炸弹，一旦需要时，就可以定点精准“引爆”，向传媒“喂料”。他们估计这样的情况以后还可能会出现。
报告认为，**即使是廉政专员，甚至特首梁振英对廉署的影响也有限。**2006年，罗范椒芬一度担任廉政专员。但据反映，罗范椒芬在领导这个部门短短一年多的时间内，备受廉署内部排斥，很多事情都瞒着她去做，对廉署的工作方向及侦查的案件等重大问题更难以过问。加上得不到时任特首曾荫权的支持，仅仅一年多就因小事而被迫辞职。
汤显明卸任成为廉署暗战箭靶，知情人士告诉亚洲周刊，汤显明退休后，曾计划成立“内地借监香港反贪经验的研究机构”，有跟廉署分一杯羮之嫌，再加上他在细节上留下话柄。知情人士说，香港回归前后，廉署和内地检察部门来往必然增加，应酬也多。
香港廉政公署高管以及1351名成员中，究竟雪藏了多少港英政治部安插的特工，究竟有多少英美代理人，哪些是敌视中国、为外国势力服务的人员，我们至今不十分清楚。可以这样说，廉政公署跟整个港府工作人员一样，人事调整与变动成为最敏感的问题。或许，一不小心，就可能捅一个马蜂窝，或戳痛外部势力的痛处。
2016年，行政长官梁正英任命廉政公署负责人，引发廉政公署一连串的人事变动，顿时引起轩然大波，引发港英时期遗老遗少和祸港头号人物陈方安生的集体跳脚，就是最明显的例证。
当时，廉政公署专员白韫六白经请示行政长官梁正英，取消李宝兰署任执行处首长，李宝兰随即离职前休假，执行处处长（私营机构）丘树春同日起署任首长一职。距离退休年龄尚有7年的李宝兰突然被取消职务而离开廉署，廉政公署内部这一人事调整，不仅在廉署内引起震荡，而且在香港政界引发“大地震”，可见廉政公署认识问题极为敏感，背后的因素极其复杂。
这一人事变动立即引起反对派泛民阵营反弹，有立法会议员要求特首及廉政专员公开回应今次人事变动。，紧接着，“反中”的公民实践培育基金及香港2020于8月13日联合举办公民论坛，以此为重点，举办题为“谁带头摧毁廉署和法治？”的论坛，向特区政府行政长官发难，并邀请港英时期遗老遗少前来助威，包括前廉政专员施百伟（Bertrand de Speville，英国人)、祸港头目-前政务司司长陈方安生女士、前公务员事务局局长王永平、前立法会议员及廉政公署审查贪污举报咨询委员会成员吴霭仪女士、公民实践培育基金主席詹德隆等。
廉政公署从成立时起，就受命于港督，直接对港督负责，这一传统在九七回归后保留下来，直接对行政长官负责。廉政公署作为直接向行政长官负责的机构，行政长官有权过问甚至直接进行人事调整。这一正常的人事变动，跟立法会议员何干？跟这些远离香港特区政府的“外人”何干？但他们却纠结在一起，向特区行政长官发难！
从他们的讲话中可见，上述人事变动显然戳中了廉政公署的要害，戳痛了他们的神经。他们矛头所指，直接指向行政长官对于廉政公署的直接领导权，试图动摇行政长官对于廉政公署的领导地位，从而消弱行政长官的权威！
前专员施百伟曾经是这一制度的执行者，最了解这一制度设立的本源，但他这次专程从英国赶往香港，针对廉政公署人事案开炮，提出修订廉政公署条例，删除如廉署“符合行政长官命令及受行政长官管辖下”的字眼。虽然他不敢公开否定廉署向特首负责这一基本制度，但却提出，“负责”不应包括接收“命令”或受制于某人。这等于形式上承认、实际上架空行政长官对于廉署的领导。
廉政公署条例第5条规定，廉政专员在符合行政长官命令及受行政长官管辖下，负责廉政公署的指导及行政事务；除行政长官外，廉政专员不受任何其他人指示和管辖。施百伟却质疑规定中的“命令”、“管辖”两个概念，说什么“过往未曾试过对廉署在运作上的自主构成影响，皆因历任港督或行政长官在行使有关权力时运用得宜，并且自我约束。”意思很明显，即现在的行政长官运用权力不恰当，没有“自我约束”，所以廉政专员不应接受其“命令”与“管辖”。这等于直接否定廉政公署条例第5条规定。
他还质疑《基本法》第57条规定“香港特别行政区设立廉政公署，独立工作，对行政长官负责。”，说“我的理解，‘负责’并不等同廉政公署条例第5条的‘符合行政长官命令及受行政长官管辖下’。我认为‘负责’不应包括接收‘命令’或受制于某人。”
施百伟甚至否定《基本法》相关规定，质问道：“我们需要问：基本法有否阻碍立法会检讨及修订廉政公署条例？如果没有，条例应如何修订？”他最终落脚点还是试图删掉廉政公署条例第5条中的两个概念：“命令”、“管辖”。他大言不惭地说：“我认为字眼如‘符合行政长官命令及受行政长官管辖下’等可以删除；而基本法第63条规定律政司主管刑事检察工作不受任何干涉，当中‘不受任何干涉’的字眼反而可以加进去。这样做，除符合基本法之余，更可摒弃过往40多年沿用已久，但对世界级反贪组织的生存构成威胁的历史包袱。”
这个港英时代权倾香港朝廷的廉署专员，这时却认为廉署“过往40多年沿用已久”的制度，在香港回归后已经成为对廉署“生存构成威胁的历史包袱”，而要“摒弃”！其险恶用心昭然若揭！
在这里，这位前朝高官还第一次透露，廉署“过往近乎高度机密的组织，演变成今天除了非迫不得已需要保密的情况下，其他都要尽可能公开、透明”。
相对于前港英时期廉署专员施百伟，祸港头目陈方安生的言辞更具挑衅性，而且直接挑明行政长官对于廉署的权力须改变。
陈方安表示，对廉政公署连串的人事变动“感到非常震惊”。她挑衅地说：我认为有必要成立一个独立委员会，由社会上公正、廉洁的人士担任主席及成员，就有关议题重新进行检讨。她一面强调“廉署的独立性“，一面将问题转到”廉政专员本人与特区首长间相互的责任“。然后落脚在”因为廉政专员只需向特区首长汇报及负责，特首亦需要避免干预廉署处理及调查贪污投诉的日常工作，及严谨地坚守和维护廉署的‘独立性’“。
一言以蔽之，行政长官不要介入廉署人事。失去了人事权，行政长官还能领导廉署吗？
她直接挑明这次人事案的当事人：廉政专员白韫六，被去职的李宝兰。将这个正常人事变动描绘成“混乱的人事变动事件”。为此，她不惜大肆渲染、唱衰廉署。说廉署士气低下，举例“廉署有超过七成的员工拒绝出席周年晚宴，已清楚反映他们对近月的人事变动极为不满”。她甚至引用莎士比亚在《哈姆雷特》的名句：“廉署内部已出现腐烂状况”。
她指责行政长官过问廉署人事，自己却对此指手画脚：
“对于李宝兰署任执行处首长的安排，究竟是基于署理职位以行政方便，抑或是将会晋升而署任，白韫六亦未能清楚交代。如果是前者，白韫六根本无须要就取消署任一事知会行政长官，但白韫六却表示他事前有‘知会‘特首。相反，如果李宝兰署任是基于将会有晋升的安排，以李已经署任超过一年，而其职务及级别本身又具相当的敏感性，究竟廉政专员是否有征询贪污问题咨询委员的意见，及预先提醒行政长官有关的’突然降级‘将会引起公众疑虑及严重打击员工士气？如果有，结果为何？”
“白专员并非终止李宝兰的委任，而是选择取消其署任，这样做白专员就可以避过责任，无须跟从《廉政公署条例》第8（2）条的规定，咨询贪污问题咨询委员会的意见，这等同剥夺李宝兰申诉的权利，而整件事件根本完全缺乏透明度。”
她最后的话才是要害：“立法会必须优先处理廉署事件并向行政长官施压”！
行政长官直接领导廉署，过问或者介入廉署人事理所当然，关立法会什么事？！要立法会施压行政长官是何居心？！
以上可见，这些英国代理人对廉署人事变动及其敏感，对这次人事调整极为害怕**。他们怕什么？难道这次人事调整撼动了港英时期安插的间谍、特工或英政府代理人？还是他们害怕如此下去，终有一天，廉署将不再是英国代理人之天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