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深度影响并操控美国政治的可怕且神秘组织浮出水面

昨天的文章谈到以色列如何影响川普政府决策，本文则揭示以色列通过何种渠道、形式操控美国政治。

（一）掌控美国政治的是个什么组织

**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American Israel Public Affairs Committee，简称 AIPAC），原名美国犹太复国主义公共事务委员会，成立于1951 年，总部位于华盛顿。首席执行官艾略特·布兰特。他在AIPAC任职近30年，于2024年底接替了执掌该组织近20年的霍华德·科尔（Howard Kohr）。

该组织创始人以赛亚·肯南（Isaiah L. “Si” Kenen）受雇于以色列政府，旨在通过政治游说强化美以关系。他被认为是让美以关系从最初的松散合作走向紧密的安全同盟的关键人物。

1959年，美国犹太复国主义公共事务委员会更名为AIPAC。

这次更名并非简单的字面改动，而是该组织历史上最重要的战略转型。

在1950年代，“犹太复国主义者（Zionist）”这个标签在某种程度上限制了组织的代表性。当时，许多美国犹太人虽然坚定支持以色列的生存和发展，但他们未必加入了特定的复国主义组织，甚至有些非复国主义犹太团体（如当时的美国犹太人委员会 AJC）对“复国主义”标签持保留态度。

而且，“美国犹太复国主义委员会（AZC）”曾面临美国政府的压力。艾森豪威尔政府时期，司法部曾考虑将某些复国主义组织列为“外国代理人”。

为了团结整个美国犹太社区，也为了消除美国政府的忧虑，使其政治身份合规化且“去外国化”，成为一个涵盖所有美国亲以力量的“大帐篷”，创始人赛·肯南（I.L. “Si” Kenen）决定将名称中的“犹太复国主义”替换为“以色列”。更名后，诸如反诽谤联盟（ADL）等更广泛的全国性犹太团体开始参与进来，极大地增强了该组织在华盛顿的游说分量。

更名进一步强调了这是一个美国人”为了“公共事务”而设立的机构，旨在突出其作为美国国内民意代表的合法性，而非以色列政府的直接分支。早期的组织侧重于推动建立犹太国家的意识形态叙事；而更名后的AIPAC则明确将目标定位于“加强美以战略伙伴关系”。

正如卡尔森近期在节目中所暗示的，这种更名使得该组织能够更灵活地将“以色列的利益”与“美国的国家利益”在话语体系中高度绑定。

更名后的AIPAC成为美国最有权势、影响力最大的政治压力集团（利益集团）之一，其核心目标是加强、保护和促进美国与以色列之间的关系。

AIPAC被公认为华盛顿“最有效的游说机器”之一，其影响力跨越了民主党和共和党。

（二）AIPAC权势滔天：两党高层同时站台的组织

AIPAC前官员斯蒂文·罗森曾用一个例子说明该组织的权势：他把一块餐巾放在《纽约客》杂志的记者杰弗里·戈德堡面前说：“在24小时里，我们能够有70名参议员在上面签名。”

美国顶层政治人物“参加”该组织活动，通常要在 AIPAC 年度政策会议（Policy Conference）上发表主旨演讲，或接受其下属 PAC 的政治捐款与背书。

几乎每一任美国总统及主要大选候选人都会在 AIPAC 的舞台上“面试”。

乔·拜登拥有数十年的参与纪录。他曾多次在 AIPAC 会议上宣称：“如果不曾有一个以色列，我们也必须发明一个。”

唐纳德·川普曾在 2016年以候选人身份在 AIPAC会议上发表著名演讲，并在其任内通过迁使馆等政策深度契合了AIPAC的核心诉求。

希拉里2016年参选总统时，也在AIPAC会议上演讲，表达力挺以色列的立场。

卡玛拉·哈里斯作为建制派民主党的代表，她长期维持着与 AIPAC 的互动，以平衡党内进步派的压力。

迈克·彭斯、尼基·黑利两人均为 AIPAC会议的常客，黑利因其在联合国期间的对以立场，被视为该组织在共和党内最坚定的盟友之一。

川普1.0的国务卿蓬佩奥、拜登政府国务卿布林肯都在AIPAC会议上发表演讲。

此外，AIPAC 与国会“四大金刚”（两党在参众两院的领袖）关系极其紧密。

参议院多数党领袖查克·舒默是AIPAC长期支持者，自称是“以色列在参议院的守护者”。

参议院少数党领袖米奇·麦康奈尔，坚持确保共和党在对外援助法案中始终优先考虑以色列。

众议院议长迈克·约翰逊，代表共和党内福音派力量，与AIPAC 保持高度协同。

众议院少数党领袖哈基姆·杰弗里斯，尽管党内有不同声音，但他多次率领民主党代表团访问以色列并出席 AIPAC 活动。

在议会中，AIPAC还有一些关键的“中坚力量”与捍卫者，他们是AIPAC 政策在国会落地的具体执行者。如纽约州民主党人里奇·托雷斯，被视为 AIPAC在进步派阵营中的“旗手”，他积极反驳党内“小分队（The Squad）”对以色列的指责。

众议院温和派民主党的领袖约什·哥特海默，经常在拨款委员会中为以色列国防项目争取资金。

共和党内的鹰派代表林赛·格雷厄姆，是 AIPAC 推动对伊强硬政策的核心盟友。

（三）AIPAC拥有超过600万名“亲以美国人”成员

（1）核心基本盘是犹太裔美国人。

虽然犹太裔在美国总人口中占比不高，但他们是AIPAC的决策层和核心资金来源。

主流犹太社区。这一群体主要集中在纽约、洛杉矶、芝加哥及南佛罗里达等大城市。他们是AIPAC成立初期的基石，关注以色列的安全与生存。

组织化领袖。包括成千上万的犹太社区领袖、拉比以及商界精英，他们通过“捐赠俱乐部”（如华盛顿俱乐部等）形成强大的政策游说合力。

随着年轻一代犹太裔（如J Street支持者）对以政策出现分歧，这部分成员在600万大盘中虽然权重最高，但比例正在被稀释。

（2）规模化基石：基督教福音派

这是AIPAC成员中人数最多的群体。极右翼保守派中的头面人物都属于这个群体。

AIPAC 600万成员中，绝大多数实际上是非犹太裔的基督教徒，特别是福音派和“基督教锡安主义者”。

这一群体规模庞大，分布在全美各地的“红州”和农村地区。他们通过与CUFI（圣经支持以色列基督徒联合会，拥有上千万成员）的交叉协作，为AIPAC提供了在国会435个选区的地缘覆盖。

当AIPAC号召向议员致电或发邮件时，福音派选民是响应速度最快、数量最多的力量，他们将支持以色列视为宗教使命。

（3）权力杠杆层：政治捐赠者与专业精英

这部分成员人数不到10万，但其能量远超其余590万人。

**——高净值捐赠者。**通过 AIPAC PAC 和 Super PAC（联合民主项目），这部分成员能调动上亿美元的竞选资金。他们不仅支持亲以议员，还专门在两党初选中阻击对以强硬的候选人。

**——两党建制派。**AIPAC强调其“两党共识”特征。成员中既有传统的共和党保守派，也包括大量亲商、温和派的民主党支持者。

（4）战略管道：少数族裔与青年领袖

为了应对美国人口结构的变化，AIPAC近年来显著增加了对少数族裔的吸纳。

**——非裔与拉美裔领袖。**AIPAC积极招募少数族裔的民选官员、神职人员和社区领袖。例如在2026年的中期选举中，AIPAC通过支持非裔亲以候选人，试图抵消“进步派（The Squad）”在少数族裔选区的影响力。

**——校园活动家。**每年在全美数百个大学校园培训学生会主席和青年领袖。这部分成员作为“未来种子”，确保美以关系的长期政治影响力。

（四）AIPAC影响决策的四个俱乐部+白宫-实现政治权力全覆盖

（1）捐赠俱乐部（按年捐款额度分级）

（2）华盛顿俱乐部(Washington Club)，加入AIPAC核心圈的入门门槛为1800美金/年。

（3）国会俱乐部 (Capitol Club)，入会资格为3600美金/年起。

（4）参议院俱乐部 (Senate Club)，入会资格为10000美金/年起。成员可参加专门的高级政客见面会。

（4）总统内阁(President’s Cabinet)，加入资格为25000美金/年起。这是AIPAC最高级别的个人支持者，通常直接参与组织的高层决策咨询和以色列实地考察团。

（五）AIPAC的动员规模、影响力决策和选举的四个层级

决策捐赠层或顶层政治杠杆，有5000 - 10000人，年捐款25000美金/年以上，可参与白宫/国会核心宴会。

活跃游说层，影响专业政策，有5万 – 10万人，可定期访问国会，参与年度政策会议。

数字行动层，影响草根选票群体，有550万 - 580万人，使用AIPAC App一键致电议员、转发倡议邮件。

长效战略投资对象：学生/青年储备，有10,000+人，主要是组织校园辩论、游学以色列和储备未来人才。

近二十年来，AIPAC的战略转型：从“精英闭环游说”到“大规模数字动员”，全力发展特殊人群。包括①学生与青年领袖。通过“舒斯特曼倡议学院”（Schusterman Advocacy Institute）等项目，每年培训数百名大学生（Diamond Leaders）和高中生，确保在大学校园内对抗BDS运动（抵制、撤资、制裁以色列运动）。

②两党联盟，成员既包括传统的共和党保守派，也包括大量的温和派民主党人。

③各界精英，包括犹太社区领袖、基督教福音派领袖、工会代表及商界高管。

（六）AIPAC实行“总部指挥+区域深耕”的模式

除了华盛顿全国总部，在全美设有10个以上的主要区域中心，确保在全美50个州、435个选区对候选人拥有影响力。

东北部：纽约市、波士顿。

东南部：亚特利大、迈阿密、博卡拉顿。

中西部：芝加哥、克利夫兰。

西南部：休斯敦、达拉斯。

西部：洛杉矶、比弗利山庄、旧金山、西雅图。

此外在各州设有城市分会（Local Chapters），通过定期的午餐会、简报会凝聚当地政商精英。

（七）AIPAC工作重心是影响美国政治包括战略、外交、金援和打击反犹太运动。

**①安全援助。**确保美国每年向以色列提供巨额军事援助（如著名的《谅解备忘录》确定的每年约 38 亿美元援助）。

**②战略合作。**推动美以在反恐、情报共享和导弹防御（如“铁穹”系统）方面的深度合作。

③外交支持。确保美国在联合国等国际场合支持以色列，反对针对以色列的抵制、撤资及制裁（BDS）运动。

**④遏制威胁。**游说美国政府对伊朗实施制裁，并打击中东地区的反以色列势力。

（八）AIPAC通过影响、控制政治人物从而掌控美国

AIPAC并非单一实体，而是由三个功能互补的法律部分组成的“联合体”，这种结构使其能在政策游说和选举政治中同时发挥作用：

①AIPAC (501(c)(4))为核心游说主体。主要负责在国会进行政策游说、撰写立法建议、组织游说周，不能直接向候选人捐款，但可以进行不限量的政治倡议活动。

**②AIPAC PAC即传统的政治行动委员会。**自2021年底成立以来，它允许成员直接通过该平台向特定的亲以候选人捐款。截至2026年周期，它已成为向国会候选人提供直接捐款最多的PAC之一。

③联合民主项目 (United Democracy Project, UDP)。这是一个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Super PAC）。它拥有数千万美元的资金池（2026年中期选举预算据称接近1亿美元），专门用于在两党初选中支持亲以候选人，或通过广告投放阻击对以强硬派。

其核心部门，①政治部：负责追踪国会每一位成员的投票纪录及竞选动态。②政策研究部： 为议员提供关于中东局势的技术性简报。③领导力学院(Leadership Institute)：专门负责培训各行业的“意见领袖”。

AIPAC的主要运作机制

鉴于法律限制游说组织直接捐款，AIPAC并不直接给候选人捐款，而是通过以下方式行使影响力：

政治行动委员会 (PAC)。近年来成立了 AIPAC PAC 和超级 PAC（名为 United Democracy Project, UDP），直接投入数以亿计的美元支持亲以色列的总统、副总统和两院议员候选人，以及州长候选人，并通过媒体、平台、广告发布负面消息，打击反对者。

进行立法游说。AIPAC 的专业说客和基层志愿者经常与国会议员会面，推动相关法案的通过。

开展“免费教育旅行”，从新人阶段开始“洗脑”。每年资助大量美国国会议员、尤其是新当选的“政治菜鸟”，前往以色列实地考察，以建立长期的情感和政治联系。这些旅行通常是全额资助、规格极高的。议员们在以色列会见顶级军政官员，参观铁穹防御系统。这种“先入为主”的体验往往让许多议员在政治生涯早期就建立了对美以关系的深厚共鸣，使其在回国后的投票中几乎无条件支持相关援助。

举办年度政策会议：每年的 AIPAC 年会是华盛顿的重要政治盛事，通常会吸引包括总统、副总统及绝大多数国会议员参加。

（九）AIPAC利用美国政治游戏规则操控美国政治

在美国政治学界，关于AIPAC 是“游说（Influence）”还是“控制（Control）”美国政治，存在着持久的争论。

与其说它“控制”了美国，不如说它利用美国现有的政治游戏规则，将自己的影响力发挥到了极致。

（1）战略叙事将“以色列利益”等同于“美国国家安全”

这是AIPAC 最成功的意识形态构建。AIPAC成功地将“支持以色列”包装成了美国两党的共识红线。他们宣传以色列是中东唯一的民主灯塔，是美国情报和军事的最前线。

在华盛顿，反对 AIPAC 的主张政治代价极高：往往会被迅速贴上“反对国家安全”或“反犹主义”的标签。对于大多数政治人物来说，支持以色列是“零成本”的政治正确，而反对则是“自毁前程”。

（2）“旋转门”效应，深度渗透政治精英层

AIPAC 与美国政府高层之间存在着紧密的人员流动链条。它建立人才数据库，推荐许多 AIPAC 的前雇员进入国会议员办公室担任外交政策顾问，或进入国务院、国防部任职；反之，许多资深议员（如前参议员埃文·贝赫等）在卸任后也会为 AIPAC 提供咨询。

（3）操纵金钱政治

作为政治上的“满级玩家”，在选举周期中，AIPAC 的角色就不再仅仅是一个“政策倡导者”，而变成了“最大的政治捐款机”。根据 2024年的数据，它支持了389名候选人，其中 318人当选，几乎覆盖了半个国会。

它的逻辑很简单——我不一定能让你当选，但我一定有能力让你落选。在 2024 年和 2026 年初的几场初选中，AIPAC 通过饱和攻击式的负面消息和广告，精准打击那些试图“对以色列援助附加条件”的候选人。

就在几个月前，新泽西州前众议员汤姆·马林诺夫斯基仅仅因为在援助问题上稍微松口，就遭到了AIPAC的“倒戈”打击。这种“杀鸡儆猴”的效应，让大多数议员在涉及到以色列议题时，宁愿选择沉默或顺从。

（4）实施利益捆绑

AIPAC 成功的地方在于，它将以色列的利益与美国的国家安全、军工产业和高科技发展深度绑定。

深度绑定军工复合体。美国给以色列的 38 亿美元年援，绝大部分必须用来购买美国生产的武器（如 F-35、导弹防御系统）。这意味着支持 AIPAC 的议员，实际上也在为自己选区的军工厂争取订单。

释放技术红利。2026 年通过的《FUTURES Act》法案显示，美以在 AI、无人机和网络安全领域的合作已经进入“合体”阶段。对美国政客来说，支持这种合作被视为维持美国全球技术霸权的必要手段。

（十）间谍式的掌控美国政治人物信息命脉

作为美国政治的最大玩家，AIPAC之所以能够成为华盛顿“游说权力的天花板”，更在于其收集美国政治经济文化情报、特别是政治人物信息（黑料）的能力。在这一点上，它比之摩萨德有过之而无不及。

AIPAC 情报与专业性极强，其提供的简报和立法建议往往比政府内部的还要详尽，许多议员甚至直接使用 AIPAC 起草的法案底稿进行提案。

AIPAC通过其遍布美国各个角落的庞大网络，“掌控”美国政治人物的一切动向，政治倾向、人际关系、家庭状况、财务状况、与国外的联系……总之，一切的一切，从而掌握目标对象的软肋，在选举时决定是否捐赠，或关键时刻放出好料或黑料，从而影响目标对象的政治生命。

它建立了无所不在的“关键联系人”制度。AIPAC 拥有一套被称为“秘密武器”的组织架构，即Key Contacts（关键联系人）制度，实施人盯人战术。AIPAC 在全美各选区都培养了资深会员。对于每一位参议员或众议员，AIPAC都会匹配 5至15 名能直接给议员打私人电话、且在当地有影响力的“核心选民”。当议员需要在某项法案上投票时，他们接到的不是来自说客的骚扰电话，而是来自他们家乡的大金主、私人医生或老同学的“关切”。这种方式比专业说客更有效。

它最令人生畏的战术是干预党内初选。它真的有能力通过雄厚的财力，让不听话的人在党内初选阶段就直接消失。如果一名议员对以色列持批评态度，AIPAC 会投入千万美元支持其竞争对手。这在在政治学中，这被称为“初选威慑”。

举几个典型案例

2024年，它斥巨资成功让贾马尔·鲍曼和科里·布什这两名资深进步派议员落选。这是美国历史上众议院选举中花钱最多的一场初选，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鲍曼是纽约第 16 选区的众议员，著名的进步派成员。他多次公开批评以色列对加沙的军事行动，并称其为“种族灭绝”。

于是AIPAC在短短一个月内投入了超过1400 万美元，疯狂投放针对鲍曼的负面广告。有趣的是，这些广告很少直接谈论以色列，而是攻击他的考勤率、火警乌龙事件等个人污点。

结果鲍曼在 2024 年 6 月的民主党初选中惨败给建制派对手。这向所有民主党议员发出了一个强烈信号：批评以色列的代价是丢掉议席。

紧随鲍曼之后，另一位进步派旗手科里也没能幸免。科里·布什是密苏里州众议员，同样也是对以政策的坚定批评者。

AIPAC 及其盟友投入了近 900 万美元，支持她的挑战者韦斯利·贝尔。结果科里初选落败。至此，AIPAC 在 2024 年成功“干掉”了两名最激进的批评者，其战绩在华盛顿引起了极大震动。

只要是反犹太反以色列，即使是犹太裔议员也不放过。在AIPAC那里，政治立场高于一切，甚至高于宗教身份。

安迪·莱文莱文是来自密歇根州的众议员，他本身是一名犹太裔美国人，曾任犹太教堂的主席。但他支持以巴“两国方案”，并主张限制对以军事援助。

尽管莱文有深厚的犹太背景，但 AIPAC认为他“不够亲以”。他们投入约 400万美元支持他的党内竞争对手。结果莱文落选。事后莱文感慨道：“即便你是一个虔诚的犹太人，只要你对某些政策持批评态度，你就是他们的敌人。”

追溯到更早的2002 年辛西娅·麦金尼麦金尼案例。案例主角是佐治亚州的资深议员，她因对巴勒斯坦的同情立场而激怒了亲以游说集团。AIPAC 动员了全美的捐赠者支持她的对手。她在落选后曾公开表示，在华盛顿有一张“忠诚誓言”，如果你不签署支持以色列的声明，你的政治生涯就会面临终结。

（十一）AIPAC对川普国家安全团队的控制

2025年4月11日，《知乎》发表文章，详细描述了AIPAC如何对川普国家安全团队进行控制，这里不再赘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