炒作“联合抗中”：这两大宿敌真能放下恩怨而结盟？

大韩商工会议所（KCCI）6日公布调查显示，69.8%韩国受访者表示支持立即或中期内建立欧盟形式的共同体，59.8%的日本受访者对相关观点表示支持，其中，过去5年间曾前往韩国的日本人中，高达74.5%表达支持，而未到访过韩国的则仅45.4%。

在韩国受访者中，76.8%支持扩大旅游合作，对此表示支持的日本受访者为58%。

KCCI是韩国最大的民间经济团体，拥有正式会员企业5.5万家，在韩国国内设有71家分支机构。其主要职能包括调查了解企业情况，向政府提出政策性意见和建议……

现任会长为崔泰源，同时兼任SK集团会长。韩国SK集团（SK GROUP）是韩国第二大跨国企业，也是韩国四大财团之一，以半导体、能源化工、信息通信为三大支柱产业，同时大力发展电动汽车电池、氢能等未来增长领域。

KCCI、SK集团都是韩国有影响力的组织或企业，其立场有一定代表性。

因此，KCCI调查报告一经公布，就引起高度关注。韩日媒体、自媒体纷纷炒作“两大宿敌打算和解“或”结成抗中同盟”。

为什么“经济共同体”的支持率会创新高？

这次调查中，近70%的韩国人和60%的日本人支持成立类似欧盟的经济共同体。这并非因为两国民众突然放下了历史恩怨，而是面对严峻外部环境的“抱团取暖”。

一是共同的经济危机感。韩日两国都面临着极度严重的人口老龄化、少子化以及内需萎缩。大韩商工会议所会长、SK集团董事长崔泰源多次提出这个构想，核心就是想将韩日整合成一个总规模达 6万亿美元的超级经济圈（全球第四大），以此提升在全球供应链中的溢价能力。

二是AI与硬科技的互补。韩国在半导体制造（如三星、SK海力士）和先进存储上占优，而日本在半导体设备、核心材料和基础科学上拥有深厚底蕴。在AI时代，两家不联手，很容易在外部科技围堵和剧烈的国际竞争中被边缘化。

三是民间交流的“去政治化”。有媒体分析指出，韩日关系正在经历一场“经济与安全冷感，民间与民间热络”的奇特分水岭。

调查中有一个细节：去过韩国的日本人中，支持经济共同体的比例高达74.5%。现在的年轻人更倾向于把K-Pop、日漫、旅游等文化消费与历史政治分开，“ID卡互免通关”的高支持率就反映了这种务实主义。

韩日真能实现政治上的和解吗？

尽管经济层面的合作呼声很高，但要上升到“政治真正和解”甚至“军事/政治同盟”，依然面临着难以逾越的结构性障碍。

实际上，韩国政治和民众心理非常复杂，常常导致政坛周期性“翻烧饼”。

这是日本政府最深层的顾虑。

韩国实行总统5年单任制，外交政策极易随着政党轮替而出现180度大转弯。一旦主张对日强硬的进步阵营上台，前任政府达成的和解协议往往会被迅速推翻或重新审视。只要这种“政策不确定性”存在，日方在对韩建立深度战略信任时就会极其谨慎。

进一步说，韩日存在历史与领土问题的周期性“火山爆发”。

两国在强征劳工、慰安妇问题上的历史争议一直存在，加上独岛（日本称竹岛）的主权争议没有得到根本性的彻底解决，只是在目前的执政框架下被“搁置”或以政治妥协的形式压制了下来。

结成“同盟”意味着战时要将后背托付给对方，但韩日在国防与主权根基方面存在冲突。

韩日虽然同为美国的亚洲核心盟友，但两国的双边军事安全合作至今仍需要美国在中间充当“粘合剂”（如美韩日三边机制）。让韩国民众接受日本自卫队在半岛周边常态化存在，或者让日本彻底放弃对半岛事务的传统防范心理，在短时间内几乎是不可能的。

因此，韩日表面上或舆论上的“和解”是脆弱的，没有根基的。

因此，韩日之间的“和解与结盟”卡在“根基”上，卡在历史的基因里。

回到KCCI的民调上来，其中还有一项结果，即对于相互承认签证计划的所谓“韩日申根签证”（Korea-Japan Schengen），允许持有其中一国签证的第三国公民无须再行申请，就可到另一国旅游，两国受访者的意见出现较大分歧。

按照KCCI的估计，如果“韩日申根签证”得以实施，最多可吸引184万额外游客前往韩国，将可额外吸引多达184万名游客前来韩国。

然而，作为韩国，担心非法滞留人数增加，而日本则担忧公共安全不稳定，两国民众支持和反对的声音针锋相对，这表明两国民众在“根子”上并不相互认同，甚至显示出相互之间的不信任。

韩日“和解”之路能走多远？

可以做个结论：韩日关系的未来，大概率不会走向欧洲那种主权高度让渡的“欧盟式同盟”，也很难结成如同美韩、美日那样过命的军事同盟。

最现实的走向是发展成为一种“有限的务实伙伴关系”，在经济、供应链、AI技术和旅游上加速一体化，形成“可合作”的产业关系。但在政治、历史和核心军事同盟层面，依然保持相互防范、各自独立的“安全距离”。

这种“经济热、政治凉”的准合作状态，或许才是韩日两国民意在现实利益与历史情感交织下，所能达到的最大公约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