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年三大歷史機遇期，當前的機遇期能否抓得住？

有很多時候，成功靠運氣。如某人因某件意外事情而取得成就，他心裡會說：我的運氣真好！某人彩票獲大獎，周圍人都會說：你運氣真好，中了大獎。

運氣是指某種事件發生的概率微小、隨機性強、無法計算且不可控制的情況下，事件結果產生後恰好與某人的猜想或個人情況決定一致，並且在現實中發生一般為不可思議或完全不可能存在的背景下發生的事件。

個人如此，國家亦如此，運氣對於國家而言，就是國運。

中國很幸運，40年來遇到了三大機遇期，前兩次成功抓住了，致使迅速崛起。

第一歷史機遇期發生在1978年！

當時中國受集中管制的計劃經濟困擾，思想傳統，經濟落後，物品短缺，人民貧窮，急需來一場鉅變以改變面貌，但又不能繼續過去“革命運動”那一套。

可以說，這個變革太難了！

這時，改革總設計師鄧公出現了，他審時度勢，看到了一個罕見的歷史機遇期，即美國為首的西方與前蘇聯爭鬥有點吃力，需要拉攏中國，這可能是打破西方長期的封鎖，給中國發展帶來寬鬆的國際環境的一次歷史性機遇。

1978年10月，鄧公出訪日本；次月訪問新加坡；1979年1月，鄧公出訪美國，都受到熱烈歡迎，同時也看到了現代化樣板，找到了對外開放的契機和目標，

鄧公以過人的膽識，力挽狂瀾，做出改革開放的歷史性重大決策，一面對內改革計劃經濟體制，一面打開了對外開放的大門。

鄧公的辦法說簡單也簡單，首先解放思想，撥亂反正，人們的思想變了就好辦了。他知道改革沒有現成的道路可走，務實的選擇“摸著石頭過河”，建立深圳特區，以點帶面，充分發揮人民的積極性和創造性。

改革“是翻天覆地的事業，是偉大的實驗”，他知道其中的艱難，知道“要冒很大風險”，幾次引用關公“過五關斬六將”的故事比喻改革的艱難，站出來說，改革不要怕犯錯，大聲疾呼：“你們自己去搞，殺出一條血路來。 ”

人們十分懷念改革開放初期這種大膽嘗試，思想解放，政策寬鬆，心情順暢，敢於創新，就這樣，殺出了一條血路，成就了改革開放。

第二次歷史機遇期發生在本世紀初！

中美要和平共處，主要是基於兩個前提：一個是兩國有著共同的敵人或“共享的敵人”，從尼克松訪華，到鄧小平推動中美建立外交關係，正是基於這一基礎。這也是中國對外開放的前提。另一方面，中國的改革開放也提供了兩國“共享的利益”。

由於中美兩國價值觀的根本不同，基本不能尋求“信仰外交”，所以以上兩點就顯得特別重要。

蘇東解體後，國際形勢發生了鉅變。上世紀末，美國提出了“領導世界“的戰略機遇期，併發出了對中國不利的信號。

中美“共享的敵人”沒有了，美國開始把矛頭對準中國，南聯盟領館被炸，南海撞機事件，就是強烈信號。

如何扭轉這一不利形勢？

恰在這時，發生了“9·11”事件，震驚了美國，也震驚了世界。時任中國領導人敏銳地意識到這一重大歷史機遇，在事發後五個小時就給美國總統小布什打電話，強烈譴責恐怖主義，對美國人民表示慰問和哀悼，第一時間向美國表示中方將跟美國一起打擊恐怖主義。

中美兩國又有了“共享的敵人”，而“共享的利益”仍然存在，從而奠定了新世紀中美合作的基礎。

這一時期，美國的戰略重心轉移到了中東地區，對於亞洲主要是中國採取了相對溫和的團結、拉攏策略，亞洲在美國的戰略方面，一度被邊緣化。

這是特別值得一提的重大歷史轉折，中國領導人成功利用“9·11”事件扭轉了美國遏制中國的態勢，增加中美合作的因子，改善中國所處的國際環境，讓中國在錯綜複雜的國際博弈中抓住了寶貴的戰略機遇期。

直到2011年5月1日本·拉登被美國殺死，美國開始醞釀從伊拉克撤軍，意味著反恐告一段落，中美又一次失去了“共享的敵人”。

這期間，2008年，美國次貸危機引爆全球金融風暴，美歐經濟陷入困境，於是美國提出“同舟共濟”，甚至出現G2的聲音；歐洲領導人頻繁跑北京，尋求援助，強化了“共享的利益”。

第三次歷史機遇期發生在當下！

隨著美國經濟逐步穩定下來，美國的戰略又開始轉向，首先宣佈從伊拉克撤軍，同時提出“亞洲再平衡”戰略，並挑起南海紛爭。奧巴馬政府強調：“要將我們在亞太地區的存在和使命列為重中之重。美國是一個太平洋國家，我們將留在那裡。”

美國在外交、經濟、戰略和其他方面，大幅增加資源，鎖定亞太，尤其是中國。

關鍵還是經濟問題，這是美國關注的主要目標。2008年金融危機以來，亞洲整體保持了平穩的勢頭，沒有陷入歐債一樣的危機。中國、日本、韓國是美國全球排名前十的貿易伙伴，關乎美國的經濟命脈。亞洲對美國的經濟和戰略發展，至關重要。

於是，奧巴馬提出“出口倍增”計劃，與韓國簽訂自貿協定，推動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TPP），試圖把中國排除在亞洲經濟框架之外。

到了川普時期，“遏制”再次成為美國對華的的基本政策。在“美國優先”目標下，對中國發動了貿易戰、科技戰，在全球排斥華為，為此還抓捕了孟晚舟。在外交上，逐步形成“印太戰略”，希望構建美日印澳四國為核心的盟友關係，圍堵中國。

在疫情的衝擊下，中美矛盾加劇，美國把“鍋”甩向中國，試圖聯合西方國家對中國追責，並加大打“臺灣牌”的力度，中美關係陷入低谷。

拜登實施了比川普更為激烈的強硬政策，全方位打壓中國，更頻頻觸碰中國之於臺灣紅線，中美關係站在了“新冷戰”的懸崖邊。

正在美國步步緊逼之際，俄烏戰爭爆發了，隨之爆發了能源危機，也引發了美歐高通脹。美國為了拖垮俄羅斯，除聯合西方對俄實施全方位制裁，在資金和軍事方面鼎力援助烏克蘭，試圖使俄烏戰爭持久化。

但發生了兩個意外，一方面俄羅斯的韌勁出乎西方意料，短時間內難以被打垮，它反而因能源價格高漲而獲得巨大利益；另一方面，為了斷掉歐洲與俄談判石油合作的念想，北溪管道被炸——不少人說，這一炸反而炸醒了德國，法國、意大利也意識到不對勁。

正是在這個背景下，德國新總理朔爾茨不顧美國及歐盟內部的反對訪問中國，從而在西方圍堵中國封鎖線上出現一個破口。

就目前的形勢而言，一方面俄羅斯、土耳其、伊朗等國家的合作，制衡和牽制了美國及西方的力量，為中國建立溫和、靈巧的對外關係創造了更多騰挪的戰略時間；

另一方面，歐盟內部矛盾顯現，客觀上為中國突破西方大封鎖、化解西方對華“新冷戰”之勢提供了縱橫捭闔的戰略空間；

同時，東南亞國家集體發出“不選邊站”的呼聲，印度也沒有完全站在美國一邊。

在這種形勢下，美方提出舉行中美峰會，並在峰會上發出和緩信號。

也許是世界看到了和平希望，於是在G20巴厘島峰會和泰國APEC會議期間，中國領導人和歐洲多國及日韓領導人密集會談，發出積極信號。

馬克龍表示，他與中國領導人討論了明年初訪問北京的想法。 他希望中國在俄烏衝突中發揮更大的調解作用。

意大利總理梅洛尼和中國領導人談了一個多小時，表示期待歐盟與中國的關係再啟動，並強調恢復所有對話渠道的重要性，還接受了訪華邀請。

新西蘭總理阿德恩表示，新中兩國友好交往源遠流長，雙方應該以今年新中建交50週年為契機，認真總結經驗，加強高層往來，深化兩國在經貿、教育、應對氣候變化等領域合作。

冷凍了三年後，中澳重啟峰會，澳總理阿爾巴尼斯在與中國領導人持續半個多小時的會面後說：“這是朝著穩定澳中關係再次邁出的重要一步”。

這些新動向是否是又一次歷史機遇？

中國能否創造與抓住這一歷史機遇期，擺脫目前的困境，進入新的發展軌道內？

當然，根本的問題在於發展自己！

我們能否首先做好自己的事情，穩住經濟，即能否徹底整頓疫情防疫的“一刀切”和“層層加碼”，克服一些執行部門與地方政府對“風險”與“安全”管控絕對化、機械化做法，消除發展中存在的多重消極影響，回到“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軌道上來，恢復國內外對未來中國發展前景和投資中國的信心，這才是第一位的！